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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北京6月9日電（中國經濟主編 Alan Wheatley）---在四川大地震造成近七萬人罹難後,去思索這場災難可為中國帶來什麼經濟效益,無疑顯得有些冷酷無情.
不過,在災區重建可短暫提升經濟產值之外,災後中國社會傾巢而出的民氣,不但可能重塑中國的政治面貌,亦可能強化中國的經濟基礎.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驅動經濟長期成長,這是學術界相當熟悉的概念.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認為,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是日本和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復元的原因之一.
"檢視經濟生活,我們能學到的最重要教訓之一就是,一個民族的福祉及競爭力,受一個獨特、普遍的文化特質所制約,那就是社會中固有的互信水平."福山在他1995年的著作《論信任》(Trust)中寫道.
中國人對于與家族之外的人為共同目標合作通常戒心頗重,華人社會因而被歸入福山所稱的"低度互信社會"中.但這次震災過後中國社會的反應引人對此評價產生質疑.
地震發生後,各界捐獻的金錢、物資和血液源源涌至,政府的救援措施亦獲高度評價,疏遠的官民關系大為改觀,中國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似已得到鞏固.
"政府需要各界主動伸出的援手,而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則部分取決于人民對政府應對危機是否得當的觀感,"惠譽亞洲主權評級部主管麥克名(James McCormack)說.
歷史經驗
不過,以史為鑒非常重要,長久以來中國社會面對危機時常有同心協力的表現.在1906年洪災後,江蘇的商人便動員起來救濟災民,而百年前的陜西旱災饑荒中,外來的慈善援助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研究災後復元的中國學者趙延東表示,如果社會中的互信只限于彼此相熟的人,這樣的社會不容易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他去年底在中文期刊《社會學研究》中表示,互信必須跨出熟人的圈子,擴及陌生人和各種機構,災後的復蘇方有保證.
美國俄亥俄洲立大學哥倫布分校商學教授Oded Shenkar指出,可能發生的一種狀況是,在社會要求開誠布公的聲浪下,若調查結果顯示,貪污腐敗的官員應為數以百計的學校崩塌負責,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信任感會頓時蕩然無存.
但香港美林證券的經濟師Ting Lu和TJ Bond則樂觀認為,這種信任感可望向下扎根.他們相信這場地震已為提升協調與管治水平創造了平臺.他們認為,中國政府處理這場災難的方式透露出社會邁向開放的跡象,未來社會對政府與開發商的問責將加強,信賴感及可信賴性亦會提高.
"人命損失無法估值,但我們認為社會資本的增長遠超過有形資本的損失.透過改善管治體系,這些社會資本或可成為中國長期穩定及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他們在研究報告中稱.
奧運因素
北京奧運是中國2008年的重頭戲,其主要成果可能是社會凝聚力增強,以及由此衍生、難以估算的效應.中國民眾可望因賽事順利舉辦而找到集體榮譽感.
就經濟層面而言,分析師多深信,在奧運相關投資告一段落後,中國經濟不會陷于停滯.北京僅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7%,而在2003-2007年間,奧運相關投資亦僅占中國全國資本支出1.0%.
北京市統計局副局長于秀琴曾表示,北京取得奧運主辦權之後的七年間,奧運對于北京經濟成長的貢獻度不到1.7個百分點.
當然,在奧運帶動的愛國氛圍中,近年到底有多少投資是受此影響而獲批,這是無法估算的.但即使奧運過後投資可能減少,中國亦不乏填補投資缺口的項目.
北京即計劃開始興建11座衛星城市,上海則將迎來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年初的雪災突顯了中國鐵道運輸及電力網絡的脆弱,而提高建筑物強度標準的努力也將拉高震災以外地區的投資額.
德意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馬駿上周即調升對中國經濟成長的預估,2008年和2009年GDP成長預估分別調高0.7和0.4個百分點,以反映地震災後投資的增長.
地震中學校倒塌造成數以千計的學生喪生,重建更好品質的學校是對亡者致意的恰當方式.教育是最值得投資的項目,中國政府今年的教育預算為1,562億人民幣,雖然增加了45%,但卻僅為2004年公務車輛花費的一半左右,這使一切顯得荒謬至極.
那麼,政府的預算是否會徹底重新分配,幫助弱勢者而非有權有勢的人?共產黨又是否會改變嚴厲控制媒體及非政府組織的本能?公開透明、權責清晰的做事方式又能否取代黑箱作業的陋習?
地震和奧運可能引爆的連鎖反應,意味著上述所有問題的答案,假以時日,都可能是肯定的.但對于中國是否正從低度互信的社會發展成高度互信的社會,暫不下判斷或許才是明智之舉.畢竟,重大事件通常要到塵埃落定良久之後,歷史才有公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