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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街，一個區，一座城。深圳，北京，沈陽。一個通病，三種表述。斥資數億進行的深圳深南大道改造工程引發爭議一片；北京大興開發區，定位一改再改，“新瓶舊酒”迭出，土地撂荒依然；沈陽從渾南到沈北，舊傷未愈，新曲正酣。(《中國新聞周刊》11月9日)
正如新聞所說，深圳故事更多是
和諧社會的問題：納稅人的錢到底該怎么花？而北京和沈陽樣本則更多關乎科學發展觀：土地文章到底該怎么做？
但是，很多現象我們并不陌生，甚至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一出手就是幾十億，舊領導走了新領導又出新的宏偉城市規劃，這樣的事情并不少見。
一方面，一些地方往往是在缺乏準確全面信息、沒有經過專家咨詢和論證的情況下，由領導者個人拍板或者通過所謂的辦公會議敲定，主觀隨意性大，屢屢出現主觀決策、草率決策、重復決策、錯誤決策的情況。另一方面，決策過程的民眾參與程度低，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時，常常是由一個或幾個領導者說了算。
種種現象，不難證明公眾在城市規劃中主體地位的缺席。從公民參與城市治理的經驗來看，現代城市管理過程固然離不開行政機關，但如果沒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廣大市民的積極參與，則城市治理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也會十分高昂。城市規劃可以體現領導者的意志，但應該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能因為城市領導者的變化而不斷反復修改，更不能成為某些領導撈政績樹形象的工具。
由于缺乏有力的監督主體，在少數地方所謂的“決策時拍腦袋敲定，要錢時拍胸脯擔保，失敗時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在多次重大決策失誤后仍然逍遙當官，有些地方則對決策失誤責任過分強調客觀因素，不管決策不當造成多大的損失，誰也不用負責任。
中國式規劃病與公眾參與缺席密切相關，又與公共財政缺少公開性和公共性相關。政府是受社會公眾的委托，出于社會公眾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從社會公眾手中集中一部分財力，以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設施等公共產品。既然政府財力是社會公眾的———公共資金，而辦的事情也是社會公眾的———提高公共產品，那么，因此而產生的政府收支過程就應當讓社會公眾了解，并監督是否按照社會公眾的意愿來安排收支。如果這道理成立的話，那政府財政的公開和透明也就是無須證明的公理。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共財政是民主理財的財政。而中國式規劃病的出現恰恰說明我們的財政還不是民主理財的財政。
相對于納稅人來說，財政資金是公共性的，因而必須公開和透明。因此，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式規劃病后面隱藏的雙重缺失：公眾參與缺席和公共財政的公共性缺乏，二者是中國式規劃病產生的重要原因。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