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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圖 未來張江中區沿河商業文化中心。

    轉型年代是痛苦的年代，舊的逐步消亡，新的還在分娩。

    轉型年代是競爭的年代，優的淘汰劣的，先發制約后發。

    國家創新型園區建設，正處于新一輪區域競爭的浪潮之中，被稱為區域發展中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幕。

    在環渤海地區，濱海高新區瞄準新能源、軟件及高端信息制造、現代醫藥等優勢產業，志在“領航第三增長極”；

    在長江三角洲，蘇州、無錫、常州、寧波等國家高新區，正在構筑支撐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創新經濟體；

    在珠三角地區，廣州高新區發出了“胖子也要練肌肉”的吶喊，引領制造業進入價值鏈的高端。

    競爭之中，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已不足為據，體制機制創新被推上風口浪尖。

    確實，體制機制創新本是高新區承載國家的使命。20多年來，每一個探索的腳印往往成為那個時代的風向標。

    在新一輪改革中，人們期待她再一次啟發中國。

    管理重構：探尋“聯合治理”的新模式

    過去的幾年中，張江高新區在“聯合治理”的探尋中嘗盡苦頭。

    在張江高科技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劉小龍看來，盡管很久以前就成立了由上海市長韓正擔任組長的領導小組，張江高新區并未因此體會到“統籌協調的快樂”。

    在張江高新區——創建世界一流園區的過程中，存活在張江高新區和領導小組間的功能區，“像個夾層，增加了若干不必要的程序，幾乎使高新區的管委會有名無實”。

    體制之弊，成為塞在中國高新區喉嚨里的一塊寒冰。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深有感觸：“如果說技術突破更多的是關注點和當前，科技體制則更多的是關注面和長遠。從一定意義上說，解決體制機制問題遠比解決技術問題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

    確實，在宏觀管理體制上，國家高新區雖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但仍然是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無論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都未建立部門之間有效的協調機制，政策“打架現象”層出不窮。

    體制的出路在哪里？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區管理處處長楊躍承認為，“國家、地方、園區主管部門的聯動，使得聯合治理成為未來高新區發展的趨勢”。

    這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可以找到聯合治理成功的例證——

    為提升總體研究水平，歐盟從1984年起展開框架計劃，其方式是成員國參與整合科研力量，這使歐盟攻克了若干國際前沿和科技難題；

    在中國的國家高新區中，中關村管委會之上，未像張江一樣設置功能區，而由北京市市長郭金龍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成員涵蓋北京市發改委、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財政局等相關職能部門及各區縣政府“一把手”，這為中關村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在制度創新層面鋪平了道路。

    不再有張江撤銷功能區時的爭論，在國家創新型園區中，一場“聯合治理”的戰役打響了。

    在無錫高新區，科技部火炬中心、江蘇省科技廳、無錫市政府，成立共同推進無錫創新型科技園區建設的領導小組；

    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大慶高新區逐步強化頂層設計，正在翻開科技部、中油集團、黑龍江省政府聯合共建的一頁。

    為了統籌協調，集中力量建設創新型園區，江蘇省常州市成立了建設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組長由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江蘇省科技廳廳長朱克江擔任，領導小組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確定建設目標、政策、規劃、布局以及重大項目協調。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常州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戴源兼任辦公室主任。

    一般而言，國家高新區是個相對獨立的架構，管委會能自如地配置手中的資源，布局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但隨著“由園到城”的變化，國家高新區應規避迷失在權力的爭奪或者利益的糾葛中。

    《創新型園區建設指南》中寫道：“遵循充分發揮政府、知識載體和企業協同作用的原則”“堅持國家、地方和園區主管部門三方聯動的原則”“堅持扎實推進的原則，在建設過程中建立觀察、評價分析和監督等機制”，將成為國家創新型園區的三大原則。

    重構管理層，統籌協調各個部門間的關系，更陽光、更高效地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已成時代留給國家創新型園區的一個偉大命題。

    價值發現：政府角色轉換的新思維

    朱敏以32億將他在美國創辦的網訊科技賣給思科，然后回國創業，他的第一站到了張江高新區。

    “你的公司是世界500強嗎？”

    “明年預計做多少收益？”

    “你打算投資多少錢？”

    這是張江高新區拋給朱敏的前三個問題。

    “他們不信我一年能做出400—500萬美金，同時認為初期投資500萬美金太少。”朱敏稱。

    對于大項目、大企業的盲從，甚至“迷信”，讓一些懷揣創新技術的“草根”難以適應，甚至在國家高新區，也難以找到落足之地。

    難道，國家高新區不再是創新創業孵化之地？

    顯然，這是個偽命題。

    簡單的數字是一個完滿的句號——2009年，我國國家級高新區總收入超過72000億元，在高新區中產生的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10.2%。

    對于國家高新區的發展，科技部副部長杜占元認為，建設創新型科技園區是國家高新區“二次創業”的核心任務之一。科技部2008年發布了《創新型科技園區建設指南》，力爭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促成國家高新區發展路徑的戰略性轉變，把國家高新區建設成為有引領示范作用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產業和生活等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城市功能區，使國家高新區真正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和區域創新體系的中樞。

    如何成為“重要支撐”？這就需要決策者和管理者轉換自己的角色。

    早有人言，蘇州創投是“傻瓜錢”。

    在眾人看來，投資有兩種：賺取最大利潤的是“聰明錢”，反之則是“傻瓜錢”。

    “蘇州創投打著政府烙印，做生意不是重點，從此角度看確實不是智慧的。”蘇州工業園科技局局長張東馳略帶調侃，“比如，對于科技領軍人才的投資，是‘計劃規定’的。”

    似乎嫌分量不夠，張東馳聊起了更為傻瓜的“跟進風投政策”。

    “我們安排資金用于跟進，對獲得創業投資的領軍人才項目提供實際投資額30%的股權投資。若項目失敗，將降低投資公司的風險；一旦成功，政府實行退出機制，跟進的30%股權誰買？很可能是投資運營者自己。這一步將得到100%的利益。”

    最前道環節，失敗可能最大，市場資金在這一環節，表現往往“失靈”，不愿介入。

    蘇州工業園持股孵化，政府冒著失敗的風險，在成功時卻不收獲創新的價值。

    這樣的“傻瓜”，之于風投宛如“天上掉餡餅”。不足3年，已有上百家在蘇州工業園落地，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發展。

    人們恍然發現，當日的“傻瓜錢”，成了真正的“聰明錢”。政府所做的不是與民爭利，不是收獲價值，而是價值發現。

    不再收獲企業創新的價值，把管理者的精力轉為發現創新價值——在今日的國家高新區中，新能源電動汽車、信息網絡、生物醫藥、生物育種等已經成為主導產業，一大批高新技術企業、產業，正在從國家高新區向特色產業基地迅速地規模化聚集，并對各地經濟發展產生了強大輻射并形成新的發源點。

    今年1月5日，有媒體在“站在硅谷看中國”中表示：江蘇強調政府是中樞，政府財政出資做天使投資人；張江則是市場模式的代表，運作中樞是企業。

    這又將“傻瓜錢”或是“聰明錢”的爭論，或者政府角色的爭論，上升到了“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高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經濟學家陳清泰指出：創造區域市場環境的主體是政府……新興產業技術還不完善、生產尚未達到經濟規模、配套設施和服務體系還跟不上、商業模式不成熟、市場認同程度低，處于弱勢地位……如果沒有國家強力政策措施的助推，可能會因無法克服產業化瓶頸而夭折。

    “我在硅谷待了多年，美國是典型小政府、大市場，創業型科技企業融資一律由市場解決。”無錫矽鼎科技董事長陳海雷稱，“我們和無錫高新區第一次接觸，他們馬上表示，‘這正是我們要發展的產業’，而后更給予大力扶持。”

    把科技資源、創新價值的發現作為職責，無錫高新區迅速成為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發展成本最低、產業層次最高、集約程度最強的經濟板塊之一，創造出IC產能、制造技術全國第一，光伏產業規模、產業水平全國第一等驕人業績。

    原來，轉換管理者角色，做創新價值的發現者，與市場并非對立？！

    盡管格林斯潘認為“成人的金融交易不必管束”，但“成人們”在明斯基拐點爆發時，會不會罪有應得地挨到“市場紀律”的板子？且不說精明強干的、推波助瀾的、渾水摸魚的和趁火打劫的人們，可能早就卷款脫逃，即使他們也沒來得及逃，更多被套牢的“成人”則成了“燙手山芋”。這無疑是被殃及的大眾。

    此時，國家創新型園區，敢袖手旁觀而任憑市場來懲罰？

    工具創新：用品牌價值搏擊市場

    政府有政府的規則，市場有市場的游戲。

    中國科技保險第一單，讓蘇州高新區在市場的突圍中，另辟蹊徑。

    在蘇州高新區副主任鈕躍鳴看來，蘇州固锝與華泰保險、中金保險經紀公司簽下科技保單的那一刻，蘇州高新區的價值得到了新的提升。

    在高科技、高投入、高價值光環背后，高新企業伴隨著高風險，一些自主創新活動可能意外受挫。

    鈕躍鳴認為，科技保險為企業撐起了一把保護傘。比如，一家高新技術企業為其產品投了研發責任險，如果研發的硬件或軟件產品出現設計缺陷，造成企業或消費者財產損失甚至受傷、死亡，企業可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

    “科技保險彰顯了我們的品牌價值，擴大了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空間。否則，高新區提了多年的寬容失敗很可能淪為空話。”鈕躍鳴稱，“有了科技保險，高新企業更能放開手腳，更能激發出創新的活力。”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話，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而言確實如此。

    一方面，盡管創造了GDP總量的近6成，盡管吸納城鎮90%的就業，4000萬中小企業，在“新興加轉軌”中蹣跚，似乎無法擺脫“命運之門”的嘲弄。政府體制管理的缺失，企業信用度的偏低，等等，桎梏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而金融危機，無疑進一步將其拉入“泥潭”。

    一方面，50余家國家高新區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強勁增長的基礎性力量，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創造了“小特區”的生長環境。

    為企業提供“快捷方式”，青島高新區膠州灣北部園區設立了行政審批服務大廳和財稅服務大廳，先于其他地區建立了審批部門首席專辦員制度。

    為了讓“聰明的腦袋”釋放更多的活力，蘇州工業園生物納米園打造了全方位的綜合軟、硬件公共服務平臺和六大專業服務體系，實現“孵化器＋加速器”的功能。

    風險投資與政府采購，是美國硅谷的兩大品牌。幾十年來，我們只看見前者而不見后者。

    在碧水源公司當家人文劍平看來，“政府采購中關村”，不僅是企業福音，更提升了中關村的品牌價值。

    2009年3月12日，北京市政府采購中關村自主創新產品的簽約大會上，碧水源簽約“北小河再生水廠（二期）工程”，項目總價值1.93億元；4月23日，第二次簽約大會上，碧水源有兩個項目達成意向，項目總價值約1.42億元……

    為幫助中關村企業做大做強，北京市政府在2008年底出臺《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在中關村科技園區開展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試點工作的意見》：“在市、區縣兩級政府投資的重點工程中，國產設備及產品的采購比例一般不得低于總價值的60%；在同等條件下，應優先采購中關村的自主創新產品。”

    北京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政府采購中關村自主創新產品工作啟動一年來，共簽約357個項目，采購中關村自主創新產品60.6億元，拉動總投資162億元。今年北京市將推動一批中關村自主創新產品納入軍方采購范圍。

    文劍平認為，政府采購，不單單是讓賣不出去的自主創新產品賣出去，更是幫創新型中小企業開拓了市場，引導企業有更多精力投入創新。

    從創新價值的收獲者到創新價值的發現者，國家創新型園區在“由園到城”的發展中，觀念轉變，機制創新和各種政策工具的創新齊頭并進。在縱向歷史與橫向世界的交叉點上，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園區經濟的時代，一個國家創新型高新區的時代，正激情豪邁地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