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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變革正全方位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深刻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把科技支撐作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新一代信息技術蓬勃興起的大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把握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充分發揮科技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將數字技術全鏈條、全周期融入社會治理，提升不同場景需求下的社會治理能力，從而更好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治理對數字技術的需求更為迫切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立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深刻把握社會治理新內涵，處理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從外部環境看，我們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日益增加，全球疫情大流行不僅對經濟全球化造成較大沖擊，也給社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加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利益訴求更加多樣,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如何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需要借助數字技術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從組織形態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線上線下的融合滲透、多樣化的社區居住特征逐步凸顯，社群組織在物理與虛擬空間之間的交互更加頻繁。從傳統的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新型組織形態下的利益協同難度有所加大。如何在復雜網絡中尋找利益共同點，需要借助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主體賦能。 

從資源配置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就是要突出多方共同參與，但參與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除了人力、物力、財力外，數據成為關鍵的資源要素。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間，一些社區開展“大數據+網格化”精準智控，充分運用數字化手段提升防控效率，就是很好的例證。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提高運轉效率，需要借助數字技術更好整合治理主體。 

數字技術支撐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 

從已有實踐看，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支撐體現為內在機制優化和外在手段創新，但其實質還是通過數據共享、數據驅動倒逼治理模式變革，推動數字技術在更廣范圍應用。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 

一是構建基于“一張網”的社會治理平臺。利用數字技術將人、地、物、事、組織及其變化信息等全部納入對應網格，推動政府層級間、部門間信息互聯互通，并通過數據共享協同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二是依托數字技術助推社會治理賦權。比如，通過移動互聯網建立微信群等方式，推動社會群體及其利益的再組織化。再如，數字政務可有效拓寬社會監督渠道，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商關系。三是通過軌跡追蹤將社會風險關口前移。數字技術通過采集不同場景、不同類型的數據加以分析，形成人員活動路徑與行為軌跡，通過大數據算法更好“靶向”定位社會治理風險點。四是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實現精準治理。綜合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對各類應急突發事件進行建模分析，研判突發事件（自然災害、社會安全事件等）發生的概率及影響，進一步提升未雨綢繆的能力。一旦潛在事件發生可能性提升到門檻值，智能化的預警預報與精準化的應急干預功能自動開啟。比如，疫情期間采取的疫情地圖、健康碼等防控方式為提前做好組織動員、后勤物質保障和復工復產復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加快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 

盡管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但要看到，技術介入治理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與治理困境。比如，基于信息技術的社會高度互聯為個體提供了不在場行動可能，原有的屬地治理方式不再有效；數據安全、隱私保護、責任認定等制度規范仍不健全，由此可能衍生新的治理風險；等等。對此，要客觀理性看待數字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利弊，堅持“三個并重”，在有效防范技術風險的前提下加快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 

堅持技術應用與制度保障并重。數字技術參與治理是一把雙刃劍，惟有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方式。在鼓勵技術參與治理應用的同時，應及時關注和跟蹤出現的問題，適時制定與修訂有關法規，通過制度規范有關行為、明確各方責任義務，減少社會風險、化解社會矛盾。 

堅持政府監管與平臺自律并重。政府通過開放數據強化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通過加強監管維護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最終實現共建共治。平臺企業通過改進技術工具進一步降低倫理風險，同時加強平臺自身規范自律，踐行社會責任，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技術參與治理的社會認可度。 

堅持社會智治與民主協商并重。身處“萬物皆數”的社會，通過運用數字技術融通信息、建構智慧大腦提升社會智治水平，是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也應看到，數字技術介入治理引發的去屬地化、過度留痕、利益失衡等問題本質上是不同治理主體間的關系失調問題。單靠數字技術無法徹底解決，還需要通過民主決策、平等協商、多方溝通，構建社會“智”治共同體。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