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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百度AI（人工智能）開發者大會上，百度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展示乘坐無人車影像；商湯科技完成4.1億美元B輪融資，創下全球人工智能領域單輪融資最高紀錄；微軟金融宣布建立新的人工智能實驗室，專門開發更加通用的機器學習系統……7月上半月，與人工智能相關的行業動態頗為密集，幾度開啟了“霸屏”模式。

從最初的智能助手、智能硬件、智能家居到如今的智能汽車、智能機器人，人工智能日益成為資本的寵兒、科技巨頭爭相布局的焦點，也成了新一輪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然而，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種種障礙也隨之暴露。比如，各方資本僅僅聚焦特定場景，看似火熱的應用仍停留在娛樂層面，新技術迅猛發展對法律制度的挑戰初見端倪。人工智能，迎來真正的“黃金時代”還要多久？還有哪些障礙需要跨越？

推廣應用受限于大數據積累不足

高考機器人、同聲傳譯機器人、“詩人”機器人……人工智能從概念進入現實的速度正在加快。“人工智能技術已融入各個行業，正在成為變革社會的重要推動力，在不遠的將來將形成千億級的龐大市場。”對于行業前景，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這樣判斷。

“現在人工智能究竟是虛火還是明火？如何落地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將門創投創始合伙人杜楓表示。

比爾?蓋茨曾經這樣說：“人們總是高估未來兩年的變化，低估未來十年的變化。”如果這則“定律”放在人工智能領域，杜楓認為，人們低估了人工智能技術即將落地的難度，也低估了相關商業場景實現的不足。

“現在很多人工智能應用停留在娛樂消遣的層面。”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曙光董事長李國杰看來，雖然目前人工智能持續火熱，但多是在錦上添花，做的是“維生素”的事，而沒有做“抗生素”的事。也就是說，很多問題通過人工智能可以解決得好些，沒有它其實也無所謂，這就是“維生素”。

孫丕恕坦言，人工智能應用必須具備三大支撐：計算資源、算法資源和大數據資源。現在，人工智能之所以無法大規模推廣，一是算法上的挑戰；二是行業大數據方面的挑戰。“目前機器學習程度只處在感知和認知層面的早期，且對于這一階段的研究也處于實驗階段。”中國計算機學會中文信息技術專委會秘書長趙東巖說。

行業剛需訴求有待深入挖掘

早在1996年的超級電腦深藍首次挑戰西洋棋冠軍，就曾一度引發對于人工智能的熱議；20年后，谷歌的阿爾法狗攜帶著比前輩更強的計算能力重回輿論焦點。這一次，人工智能技術呈“井噴”發展態勢。李國杰說，今后的10年、20年肯定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黃金時期。

未來人類真的面臨失業？“我不這么認為，現在要探索人工智能如何與人類共存。”在杜楓看來，“人類智能+人工智能”才是未來趨勢，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合作不是與狼共舞，而是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商湯科技CEO徐立習慣把人工智能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機器不如普通人、機器超過普通人、機器超過行業專家。“到了最后一步，‘老字號’工種才會被機器替代。”徐立說。

“現在對創業者來說是最好的機會。”騰訊優圖實驗室科學家賈佳亞認為，大量科研人員進駐企業帶來了前沿技術，從這一點看大小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企業氛圍帶動行業發展，投資人和政府提供多重支持，這些都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有利契機。

李國杰強調，現階段“研究剛需，找到剛需的訴求點”頗為必要。比如，通過人工智能應用節省醫療研發經費、探索個性化教育、開發機器炒股等，都是該領域應用的“剛需”。

“未來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會很廣泛。”徐立以視覺領域為例說，一是人工智能作為生產力工具切入成熟產業，如人臉識別、人體跟蹤等；二是人工智能的落地為互聯網應用發揮新的想象空間，甚至為想象不到的場景帶來更多價值。

完善立法與行業自律須并行

“繁榮”與“風險”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必然會帶來一定的困惑和挑戰。比如，一旦無人車撞傷行人，究竟由技術開發者負責還是駕駛公司負責？未來人工智能高度智能化，如果人類對機器產生感情怎么辦？“雖然目前沒有達到令人恐懼的程度，但這些法律、倫理問題都會在不久的將來沖擊產業發展。”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夏揚說。

對于人工智能的發展，鼓勵創新與保障安全相結合是現階段業界傾向的態度。“我們相信人類未來一定有足夠的智慧解決這些問題。剛開始要用寬容的態度鼓勵它去發展，再逐步通過法律、政策的完善進行規范。”360企業安全集團董事長齊向東說。

“任何科技進步都要以國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為立足點。”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京悅律師事務所律師彭暢認為，第一，應該對人工智能進行科學分類，在技術研發階段就做好規范，比如，程序員編寫程序時注意人工智能不能傷害人類、保護隱私數據等；第二，為工業人工智能的開發和普及設立強制保險和基金，以彌補黑客攻擊等事件造成的損失；第三，防范人工智能發展產生數字鴻溝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養老、結構性失業等現實問題。

“監管部門推進政策制定的同時，還應嘗試引導行業自律。”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認為，一些行業組織制訂行業規則、公約相較立法周期更短，還可以根據突發情況靈活制訂，也更容易為行業所接受，“行業自律不能解決的底線問題，則需要通過立法進行規制”。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