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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趨勢下制造業仍是實體經濟的主體

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地位并未變化

信息化社會下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真正的驅動力量仍來自于制造業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推進，制造業的“制成品”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存發展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人類步入工業社會，制造業成為實體經濟主體。

隨著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社會的到來，經濟服務化水平提升，制造業占比逐步降低，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比例不斷增大，實體經濟在經濟中的重要意義被低估，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程度也不斷增加。當“以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完全脫離“以物生錢”的實體經濟、虛擬資本完全自我循環時，經濟泡沫也就產生了，由于“以錢生錢”欲望是無止境的，一旦基于實體經濟企業利潤“以物生錢”速度無法支撐這種快速膨脹的“以錢生錢”欲望時，經濟泡沫越來越大，金融危機隨之也就產生了。2008年的那場國際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為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過度脫離。在經歷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紛紛汲取教訓，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對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又被重新重視，開始不斷強調“再工業化”戰略和推出吸引制造業回流的政策。

近些年來，隨著新工業革命的深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逐步深度融合，信息化對人類的生活方式的影響正在加劇，實體經濟本身內涵疊加了更多的信息經濟、數字經濟的內涵。但是，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地位并沒有變化，只是制造業自身正經歷著轉型升級的巨大變革。信息化、服務化、綠色化、高端化、個性化成為制造業發展的重要趨勢，智能制造成為制造業轉型升級制高點。在智能制造驅動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推動了智慧農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個社會經濟領域的智能化發展。因此，信息化社會下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真正的驅動力量仍來自于制造業，對于信息化背景下的實體經濟，制造業仍具有主體地位。

二、破解實體經濟供給結構失衡難題

實體經濟供給結構矛盾較為突出

高度重視“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

伴隨著我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實體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是，我國實體經濟供給結構矛盾還較為突出，體現為實體經濟中低端和無效供給過剩、高端和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失衡。具體到制造業上，產品結構還無法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變化，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中國制造質量水平亟待提升；產業組織不合理，存在大量的“僵尸企業”，優質企業數量不夠；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不夠，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并長期存在，傳統制造業中的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國際產業鏈分工地位有待提高，產業亟待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轉型升級；產業融合還有待加強。

當前，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按照人均國民收入看，也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這個時期城鎮化進程加快，人口結構變化和收入水平提高帶動了消費升級明顯，模仿型排浪式消費主導的階段逐步結束，高品質、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而長期以來工業化進程所形成的實體經濟供給結構短期內無法適應消費需求結構轉型升級的需要，于是產生供求結構失衡。全球化和信息化又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條件，使得大量的消費力量轉移到國外，進一步影響了國內實體經濟發展、加劇了實體經濟供求結構失衡。這種實體經濟供求結構性失衡，有可能引致實體經濟效率逐步降低，從而資本投入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實體企業面臨著國內投入回報降低以及日益提高的國內運營成本。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資本開始“脫實入虛”，追求在虛擬經濟中自我循環，不斷加大資產泡沫，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這種“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還需要重視的是，世界工業化進程表明，只有為數不多的后發國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這需要通過技術創新來深化工業化進程、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化解供給結構失衡矛盾，建立新的供求動態均衡，從而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步入高收入經濟發展階段。因此，對于現階段的我國而言，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化解實體經濟結構失衡、提高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意義重大。我們必須從更高的高度認識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意義。

三、以制造業轉型升級促實體經濟振興

正確處理降成本與提質量關系

正確處理服務業和制造業關系

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關系

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系

振興實體經濟、化解實體經濟供給結構失衡必須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框架下推進。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在堅定不移地降低制造業制度成本、減輕各類政策性負擔、減少低端無效產能供給、處置“僵尸企業”的同時，更要著力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制造業技術改造，提高制造業供給質量，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這無疑對于化解實體經濟供給結構失衡、振興實體經濟至關重要。

一是正確處理降低成本與提升質量關系，持續提升中國制造產品質量。雖然中國制造業體系十分完整，但一些產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和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提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終端體現是產品質量和企業品牌的提升，制造強國首先一定是質量強國。中國制造業一定要走出為了降成本而犧牲質量的誤區。圍繞提升質量，企業必須持續強化全面質量管理，不斷進行管理創新和工藝創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而國家必須加強計量、標準、認證認可和檢驗檢測等國家質量技術基礎建設，其中計量是控制質量的基礎，標準是指引質量提升的基礎，認證認可是建立質量信任的基礎，檢驗檢測是衡量質量的基礎。

二是正確處理服務業和制造業關系，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要有利于提升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近幾年我國經濟服務化趨勢十分明顯，工業比重持續下降，但由于服務業自身結構轉型升級緩慢等，服務業的效率遠低于制造業，我國面臨經濟結構升級、效率降低等情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形成一個互相促進轉型升級、進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機制。生產性服務業要大力發展，但一定要以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制造業效率為目的，資本市場建設要圍繞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利用新技術全面改造傳統制造業這個中心，堅決避免虛擬經濟過度偏離制造業而形成泡沫經濟。

三是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的關系，重視發揮外資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雖然我國進入更加強調自主創新的發展階段，但是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消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等政策并不矛盾，何況消化引進再創新本身就是自主創新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培育自身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占領技術制高點，減少技術對外依存度，但是當今的世界，自主創新能力培育的方式不是閉關鎖國，而是在擴大開放基礎上交流融合創新。當前我國需要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充分發揮外資在高端、智能、綠色等先進制造業和工業設計、現代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促進中國制造業沿著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方向轉型升級。

四是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重視發揮競爭政策對制造業產業組織的優化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加強市場價格監管和反壟斷執法，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加快建立競爭政策與產業、投資等政策的協調機制，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促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因此，建立和完善競爭政策的作用機制，促進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優化制造業產業組織結構，發揮中小微企業在顛覆式創新中的作用，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