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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涉及能源政策和管理的政府部門有多少？

國家能源委、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國家電監會、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國家安監總局、商務部、國資委、鐵道部、交通部、科技部、農業部……數不勝數。

自1993年能源部撤銷后，中國再未建立一個強勢有效的大能源管理機構。 2008年行政體制改革，升格為副部級的國家能源局，一度被業界寄予厚望。前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曾對外坦言，能源局缺乏實施行業管理的手段和資源，如中國能源中最重要的煤炭，“六證”一個也不歸其管。

而中國能源系統首個獨立監察機構電監會，因沒有獲得完整的電力監管職能，尤其是價格和投資兩項核心職能，角色有些尷尬。

成立大能源部的呼聲一直未斷，可因牽涉復雜的重構和人員調整，始終未能成行。

電監會一年間

7月5日下午，2012年電監工作座談會在京召開，電監會主席吳新雄主持了會議；和往年一樣，新的《電力監管年度報告》也掛上了國家電監會官網的主頁。

細心人發現，今年的監管報告和往年“略有不同”。

比如，報告首次增加了對電力監管基本理念的闡述，即“依法依規、公平公正、服務大局、監管為民”。

《報告》中還提到了電力監管的基本方法，即“正確把握好國家和人民群眾希望電力監管機構做什么；正確把握好電力行業需要電力監管機構做什么；正確把握好電力監管機構能做成什么”。

去年6月，吳新雄履新電監會。年度報告新增加的內容，可以看作其在電監會的“施政方針”。

國家能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說，“電監會近來確實干了不少事，比如提出重啟直購電試點，優化電力調度監管，對爭議廣泛的特高壓建設提出了獨立監管意見，還研討電力體制改革的要害問題”。

2011年9月，在“智能電網國際論壇”上，吳新雄公開了評價電監會工作的三項標準。其中第二條“要看是否著力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加快建設維護社會電力市場”，引發業界諸多反響。

“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電監會內部人士透露說，吳新雄曾在內部會議上表示，要“少說多做，做好事情才會有變化，才會有地位，否則就是唱衰自己”，“做事要找準關鍵點，通過關鍵帶動全局”，“看得準打得狠才能取得良好的監管效益”，“有抓有放，抓大放小”。

電監會另一內部人士認為，電監會這一年的最大成績，是做了職能定位。歷史上，電力監管到底是市場監管還是行業監管？電監會核心任務到底是以監管為主，還是以改革、建立電力市場為主？一直爭論不休。

“吳新雄提出了‘六項監管、四大服務、三項改革’，就是對電監會職能的準確定位”，電監會一位內部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說，“有的已經有了效果，有的效果還正在體現”。

電監會近期的一個亮點，是6月初發布的《西北送華中等四條跨省跨區通道2011年電能交易價格監管報告》，明確提出存在的四大問題，點名批評了兩大電網的亂取費問題，“這樣的力度可謂空前，一反常態”。

“電監會還是老問題，巧媳難為無米之炊”，上述國家能源局官員透露，“電監會執法一直缺乏抓手，比如其一直想上收電網的調度權，但很難成功”。

“成立10年了，你看見電監會處罰過誰？電監會的監察手段，主要是靠公開監管報告形成的輿論壓力進行糾偏”。

幾番沉浮能源部

建國60年來，中國的綜合能源主管部門歷經“三立三撤”。

新中國成立伊始，政務院組建了燃料工業部，下設煤炭、電力和石油三大管理總局，對能源行業實行統一管理；

“一五”計劃后，中國能源需求急劇增長，石油、煤炭、電力部門迅速壯大，“分家”的欲望不斷膨脹。

1955年7月，燃料工業部被拆解為石油、煤炭、電力三個部。

1980年，旨在重歸綜合管理的“國家能源委員會”成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領銜；但因該機構和彼時的國家計委職能發生交叉，而投資、定價權在國家計委。兩年后，該機構無疾而終。

1988年，國家再次進行一統能源管理的嘗試。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被撤銷，成為正部級的中國統配煤炭總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 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同時，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能源部宣告成立。彼時的能源部長黃毅誠后來寫了《能源部五年》一書，累述其苦。

而能源部受到了幾大能源巨頭反對。原煤炭部二十幾位部級老干部聯名上書，要求恢復煤炭部；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也不愿加入能源部。1993年，能源部撤銷，中國能源管理再回“合久必分”。

1998年，我國進行了第四次行政體制改革，獨立的煤炭部和電力工業部被撤銷，煤炭管理權下放到地方政府，電力管理職能則并入國家經貿委；“三桶油”和國家電力總公司相繼掛牌成立。

自此，中國能源行業的管理權限，散落到大大小小的部門。

隨后，電力行業開始了10年的體制改革，中國第一個能源獨立監察機構——電監會在2003年宣告成立；同年，正局級的國家發改委能源局也宣告成立。和電監會一樣，業界對其的非議和爭執從未停息。

2005年，在煤荒、電荒、油荒的輪番轟炸下，中國能源問題在高層得到空前重視，溫家寶總理親任組長的“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宣告成立；下設的能源辦，主任由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的馬凱擔任。而業界認為，該能源辦“主要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和宏觀問題上起草政策，提出建議”。

彼時，中國能源業界上下已經意識到，再將能源作為一個工業行業部門進行管理的思路行不通，能源管理體制走向集中又成共識。

到2008年，發改委能源局升格為國家能源局；2010年1月，國家能源委再次設立，成為目前中國最高規格的能源機構，使得中國能源管理又一次行進在走向集中的路上。

對國家能源局而言，也面臨和電監會一樣的某種尷尬。雖然其整合了原發改委能源局、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防科工委的能源管理職能，可在能源價格管理上，卻只有建議權。

國家能源局前局長張國寶曾于2009年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坦言，國家能源局要掌管全國能源工作面臨重重困難，能源局缺乏實施行業管理的手段和資源。

相對于其他大部門，能源行業中有不少大型央企，這些央企的資產保值增值由國資委負責，高層管理人員由組織部門任免。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專家也坦言，“國家能源局和原來的發改委能源局，變化不太大。”

分久必合？

近期，整合能源系統，重啟大部制的呼聲，在業界和網路上又開始出現。其中，最為流行的說法是，今后將成立大能源部。而能源監管體制，則有兩種說法， 一是在大能源部下設立若干專業司局負責行業監管，即實行“政監合一”的體制；二是在大能源部外，單設能源監管委員會，即“政監分離”。

“成立政監分離的大能源局和大能監委，這個說法在今年二三月時很盛行”，電監會一位官員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這不過是他“聽到的幾種說法和議論之一”。

“實行能源大部制改革，歷屆政府換屆時都有呼聲；而上一屆和本屆的呼聲最高。”一位能源界人士稱。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2012年6月30日，中國能源研究會召開了一次“比較高級別”的內部會議，專門研究了“能源管理體制改革”。據悉，會議旨在討論“形成內部的統一口徑，隨后將相關報告上報有關政府部門”。

實際上，關于此話題的的研究早已開始。作為中國能源領域內研究能源政策和技術最具影響的學術團體，中國能源研究會從2011年4月份就開始啟動了這項研究，參加人員主要包括煤、油、氣、電等方面的研究會理事成員單位。

“爭論不少，內部意見還未達成一致。”一位與會者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透露，會上各種觀點分歧不小，“到底報一個什么樣的東西上去，對外怎么去發布，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其預計，這個研究匯報可能要到2012年8月份或10月份才能正式對外公布，“比原計劃應該是推遲了”。

參與研究的人士表示，他們是民間組織，并不代表政府；但2011年12月17日，該單位組織的“能源管理體制改革中期成果研討會”上，電監會、工信部、能源局、發改委等政府部門諸多官員和重要能源央企高層到場。

“根據我們的研究，是應該成立大能源部的。”中國能源研究會麾下的“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一位專家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能源問題越來越重要，把能源決策集中在一個部門，在國際上是一個趨勢”。

政府的邊界

“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表示，目前中國能源管理體制在運行主體、管理方式、管理機構設置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管理缺位、錯位、越位比較普遍”。

以電力行業為例，現行管理、監管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政府與市場的分工與邊界沒有真正厘清；政府的管理，并未根據發電側市場發育成長程度進行相應調整，依然有計劃經濟手段的色彩，通過行政審批限制市場準入，確定上網電價，并直接對上網電量進行計劃分配。

此外，電力企業、特別是電網企業，還沿襲和承擔著行業技術標準、供電用電監察等方面的部分政府職能，影響了電力市場交易的公平性。

相對于電力系統政府監管細節的過多過濫，另一重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氣，還沒有專門的監管部門。

長期研究政府監管問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高世楫認為，政府監管一般分為“經濟性監管”和“社會性監管”兩種類型。經濟性監管，包括市場準入、產品和服務價格、產品和質量服務等等；社會性監管，則涉及安全、衛生、環保和勞動關系等眾多領域。

中國政府部門較重視經濟性監管，即所謂的項目審批等；而社會性監管則相對欠缺。“現行能源管理體制的問題，似乎也可以歸結為，有些該管的沒有管起來，有些不該管的管得多”。

“有人愿意從國外買石油回來，就應該允許他在國內賣”，高世楫表示，國家應該在包括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內的能源產品進口方面擴大開放，如果有目前油氣企業以外的其他產業的資本進入能源產業，特別是愿意從事能源開采和進有口貿易，就應該允許它們可以去做。

“全球能源需求會持續增長，會要形成不充分競爭但統一的全球市場，這是我們考慮我國未來能源問題的最重要外部環境”，“從國家長期發展來看，單靠國 內生產滿足不了能源需求，要放開市場。全球能源生產、交易和運輸構成的全球能源體系會形成影響我國的能源價格，這也會影響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

高世楫認為，在我國汽車普及程度很不高的情況下，一定要盡快建立國內價格隨著國際石油價格調整的機制，不然政府因為能源價格扭曲而付出的成本、所背的財政包袱會越來越重。越到后面，油價扭曲造成的不公平造成會越大，調整起來更困難。“要把價格機制搞對，才能把價格搞對”。

“在行政管理學當中，是沒有大部制這種說法的。部門大小是根據職能要求來的。這里說的“大”有特定的語境，是指政府部門職能的橫向綜合，使政府效率更高”，高世楫這樣解釋大部制的含義。

“政府管理體制問題首先是政府職能定位問題”，高世楫認為，考慮現存能源體制改革，首先要弄清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到底在能源領域扮演什么角色。定位清楚了，其他改革才有方向。

國家能源局一官員認為，改革應當考慮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能源需求迅速增長，要確保能源產業支撐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此外，在這個過程中，還面臨政府管理行為的問題，即管什么和怎么管”。

“比如電力的準入，政府要管的建電廠對環境的影響，而不是管對方有沒有資格去建電廠，建電廠后能不能掙到錢。” 該能源局官員說，“《行政許可法》里說得很清楚，企業自己能解決的，就自己解決，市場能解決的，政府就不要干預；只有市場失靈，市場失去支配力的時候，影 響競爭秩序，政府才該介入監管。”

“只要定位準確、權責一致，問責嚴格，大部制還是小部制其實關系不大”。未來的大能源部“叫什么都無所謂，關鍵問題在于政府要轉變職能，搞依法行政、透明行政、必須有問責機制”。

有電監會有關官員和相關能源學者都曾表示，政監合一的能源管理體制可以作為過渡模式，政監分開是發展方向。對此，高世楫表示認同。成立能源部和能源監管委員會，肯定是有利于系統長遠的解決能源問題。至于到底是政監分離，還是政監合一，視當時的總體法治環境和政府能力而定。

“政府要有作為，但不能亂作為；政府行為準則，就是法治，具體講就是落實《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但這個目標任重而道遠”，高世楫表示，“中國能源管理體制，是需要動大手術”，但絕不是通過實行一個大部制就能徹底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