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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外由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實體經濟出現危機進而導致失業(yè)不同，“中國式減員”的特殊之處在于，內外經濟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發(fā)了減員潮

　　本刊記者/楊正蓮 楊龍

　　10月15日，位于東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團(下稱“合俊”)倒閉，近7000名員工面臨失去工作的境地。

　　就在同一天，泥足深陷的美國股市再現“黑色星期三”，似乎對于美國政府14日公布的救助方案細節(jié)缺乏信心，金融危機惡化。彼時，產品主要銷往美國的合俊被認為是此次危機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是，實際情況顯然并非如此簡單。

　　出口戰(zhàn)略的調整難題

　　雖然被解讀為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yè)關閉的第一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倒掉的制造企業(yè)之一——最近10年來，東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業(yè)關閉或外遷，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了909家。國家發(fā)改委中小企業(yè)司統計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國有6.7萬家規(guī)模以上的中小企業(yè)倒閉。其中，僅紡織行業(yè)就有超過2000萬人被解聘。

　　顯然，合俊們殊途同歸的命運，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機的錯車。合俊們的倒閉，更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失衡以及中國政府對其的政策調整息息相關。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由于中國的投資經常會出現“過熱”，消費又受收入等多種因素制約，所以整體經濟增長不得不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

　　出口導向性戰(zhàn)略的發(fā)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東莞。廣東省的小鎮(zhèn)東莞，素有“世界鞋、服裝和玩具之城”之稱。從1978年全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yè)落戶于此，這座揭開改革開放序幕的城市逐漸成長為“世界工廠”。上個世紀90年代，當4.6萬家中外企業(yè)入駐此地后，東莞逐漸成為生產電子元件和皮鞋、服裝、玩具的“世界工廠“的代表性生產基地。目前，東莞企業(yè)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為主。

　　東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應，很快催生了中國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廣東、江浙地帶，即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和長江三角洲地區(qū)。

　中國制造們的競爭力，在于中國的低成本比較優(yōu)勢。低成本首先表現為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在制造業(yè)，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東莞等地，制造業(yè)工人的工資在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近乎10年中，長期沒有上漲。

　　除此之外，石油、電力等資源型產品價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為主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優(yōu)勢之外，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的競爭需要，競相壓低土地、稅收等的價格，以獲取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代加工地位。

　　一份江蘇省刊物披露，在制藥業(yè)的另一基地蘇州昆山，每畝工業(yè)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而同樣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qū)，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減半”等政策傾銷，也紛紛成為地方引資競爭中的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稅收優(yōu)惠等措施，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zhàn)后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10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之后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競爭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廠”成為可能。受益于東莞模式的中國制造業(yè)，源源不斷往海外輸出低附加值產品，以多年的持續(xù)順差拉動經濟增長。

　　但這種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潤率是極其微薄的。2003年，中國出口了53億雙鞋(相當于為世界上每個人生產一雙鞋)，但中國企業(yè)可以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fā)達國家廠商所獲得。世界名牌HugoBoss襯衣在美國市場的售價為120美元，而中國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雙雙鞋和一個個玩具堆積起來的中國制造們，換回的外匯儲備已高達1.53萬億美元。但中國在獲得源源不斷的高額外匯儲備的同時，以資源換外匯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極高的環(huán)境與資源代價。

　　2008年初，美國耶魯大學環(huán)境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環(huán)保表現指標》，對149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環(huán)保表現進行排名，中國排在第103位。

　　據BP能源統計，中國的煤炭儲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xù)下去，中國可能會在40年內用光其所有煤炭儲量。

　　國家環(huán)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聯合發(fā)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顯示，2004年中國因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

　　由中國制造商品出口導致的國際貿易摩擦也不短上升。據統計，2007年中國共遭遇80起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連續(xù)13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

　　很顯然，即便沒有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在近年來加工貿易出口政策從緊、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條件下，中國制造的轉型也不可避免。

　　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珠三角眾多的外向型企業(yè)走到了發(fā)展的隘口。以加工貿易為代表的外向型企業(yè)，已了產業(y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

　　三駕馬車并非齊驅

　　與出口導向相媲美的拉動經濟馬車，在中國顯然非固定投資莫屬。

　　以東莞為例，要提供幾萬家中外企業(yè)所需要的廠房，容納數倍于當地人的外來人口，基礎設施和工程建設迫在眉睫。

　　當資本和市場相遇，空前規(guī)模的固定投資開始風生水起。2003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了23%，而從1997年到2003年間，每年只漲了8.4%。

　　以房地產為例，1997年至2006年間，全國房地產開發(fā)投資年均增幅超過20%，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產開發(f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率達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產業(yè)迅速成長并帶動了銀行、土地、鋼鐵、水泥、建材、裝修、家電等上下游產業(yè)發(fā)展。隨之增收的，不僅僅是當地財政，還有與房地產業(yè)相關的各行各業(yè)。收入增加之后的人們，開始要求改善居住條件，房地產業(yè)的市場因此日漸擴大，行業(yè)不斷向前發(fā)展。

　　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樣，追隨其后的人們暫時失去了理智——有人發(fā)現，房地產不僅僅是消費品，而且還是價值可觀的投資手段。
　　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催生了房價泡沫。以湖北武漢這個二級城市為例，從2005年到2008年，該市房價上漲了近一倍。

　　這是一個瘋狂的產業(yè)，卷進去的不僅有投資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財政收入，他們發(fā)現這似乎還可以兌換成政治資本——政績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瘋狂的代價就是，產能過剩，地方投資重復并嚴重浪費。

　　出口和投資，就這樣成就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奇跡。而同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則多年持續(xù)低迷。

　　顯然，無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出口產品的總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經常只占出口產品總成本中的10%)，中國的勞動力價格都被嚴重低估了。

　　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2003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3%，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7.7%，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4.3%，經濟增長速度比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分別高1.6和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雖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財富并沒有很快地上升。

　　這導致了中國內需的長期低迷。老百姓為什么不敢花錢？一方面，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醫(yī)療和住房等已經市場化，而社會保障體系又不完善。這使得很多老百姓對未來難以把握，從而不得不放棄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費需求，把錢存起來以備不虞之需。

　　2004年，中國儲蓄已經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長的銀行儲蓄又回流到房地產行業(yè)、制造業(yè)等，進一步造成投資過熱。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公開表示，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3.1%，而同期生產資料銷售總額年均增長25%。

　　生活水平隨經濟發(fā)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隨之上漲，為維持生產，工廠不得不提高工資，進而增加了勞動力成本。伴隨“西部大開發(fā)”和“中部崛起”戰(zhàn)略而回流的勞動力，以及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都被認為加劇了企業(yè)的勞動力成本壓力。而來自印度、東南亞的競爭使得中國企業(yè)的勞動力優(yōu)勢越來越有限。與此同時，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也在上漲，制造業(yè)成本提高。中國出口企業(yè)最大的成本優(yōu)勢遭受阻擊。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開始側重以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意圖明顯。防止中國經濟發(fā)展從偏快轉向過熱，防止中國物價從結構性上漲發(fā)展到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調整、信貸緊縮等政策相繼出臺，出口企業(y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對外向型出口戰(zhàn)略調整的指標是出口退稅率。

　　2005年，中國稅務總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調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適當降低了紡織品等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重大技術裝備、IT產品、生物醫(yī)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然而，由于中國制造對于中國經濟的致命影響，2008年8月1日，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將再次上調。這無疑也顯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艱難。

　　金融危機發(fā)于后

　　禍不單行。在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還在進行之時，世界經濟蕭條對中國經濟進行了迎頭痛擊。歐美市場的需求劇減，致中國出口也隨之大幅減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22.3%，回落4.8個百分點。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長放慢，對美出口增長明顯減速。廣東同期出口增長僅為13.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深圳的一般貿易增長首次出現負1.5的增長率。

　　2007年中國出口額接近GDP的40%。顯然，如果出口增長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將勢必放緩。中國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是9.9%，這是近六年來第一次回落到1位數。有測算認為，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落中，有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出口減速造成的。

　　“GDP和就業(yè)之間肯定存在某種聯系，這種增長的下降從總量上講，對于就業(yè)的增長肯定不是一個正面的消息。”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首先，出口壞賬率攀升加劇了企業(yè)資金緊張。商務部官員透露，美國次貸危機持續(xù)惡化，導致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壞賬率增長了3倍左右。目前中國企業(yè)對外出口八成以上采用放賬形式，歐美國家的買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貨后90天，有的長達120天至150天，拉美地區(qū)甚至長達360天，對本來資金緊張的外貿企業(yè)雪上加霜。

　　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時，外資合同也銳減。今年上半年，東莞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出現30年來首次負增長，簽訂投資合同減少了57宗，負增長幅度為13%?14%。

　　由此，中國企業(yè)資金困境空前。出于自保和風險考慮，銀行謹慎的貸款政策使得企業(yè)貸款困難，資金來源進一步收縮。

　　銀行的謹慎固然是出于風險控制的慣性，但是，卷進全球性的行業(yè)危機所遭受的損失也讓中國的金融行業(yè)如履薄冰。

　　根據美國財務部披露的數據，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投資組合總額為1.06萬億美元，其中51%是美國國債，42%是政府支持企業(yè)(GSE)債券，剩余7%是包括資產支持證券和抵押債務證券等在內的企業(yè)債券。

　　中金公司的分析報告認為，如果中國上市銀行也按此比例持有，并假設企業(yè)債券的損失比例為40%，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信銀行2008年的盈利分別會減少12.7%、5.5%和7.1%。不過該報告認為，美國金融救援計劃已經使得美國金融機構破產帶來的潛在風險得到了部分釋放。

　　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并蔓延至實體經濟，對全球性經濟放緩的擔憂日甚。

　　出于對經濟形勢的擔憂，信心不足的人們更加捂緊了口袋，消費、投資萎縮更加劇了企業(yè)的生存難度，無法支撐的企業(yè)則會導致更大面積的失業(yè)。

    “就業(yè)政策應該是融入經濟概念的社會政策，所有單純經濟增長追求GDP的政策都應該壽終正寢”

　　本刊記者/楊正蓮

　　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中國政府轉而改行靈活、穩(wěn)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促進內需保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但形勢依然嚴峻。那么政府還能做些什么，以應對這次減員的風險？

　　確立就業(yè)優(yōu)先原則

　　就業(yè)優(yōu)先思想在當下頗具承前啟后的歷史意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楊團認為，追求GDP的政策已高速增長了30年，比較容易增長的已經填滿，而不容易增長的部分需具有很強社會含義的就業(yè)，包括醫(yī)療服務、老年服務等公共服務以及中小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可以消化更多勞動力，而充分就業(yè)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具有社會含義，“能夠工作和就業(yè)，人的精神面貌和狀態(tài)是很不一樣的，社會問題就小得多”。

　　“今天的就業(yè)政策應該是社會政策，是融入經濟概念的社會政策，所有單純經濟增長追求GDP的政策應該壽終正寢。要把全部的經濟增長政策換成社會政策。”楊團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今天的社會政策不是單純的分配政策，是含有經濟成長，怎么推動經濟公平公正成長的一個概念。”

　　這就意味著，政府出臺任何恢復經濟幫助企業(yè)渡過難關的措施時都應該以就業(yè)為第一考慮因素，“要真正使內需起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我們要有非常明確的、徹底的支持中小企業(yè)的政策，支持中小企業(yè)當中要支持農村，支持農村合作社，支持農協，這一套需要大戰(zhàn)略，要站在高位的。特別注意服務業(yè)，服務業(yè)里面有很多產業(yè)是可以支撐大量勞動力的，比如，農村的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業(yè)，完全可以容納很多勞動力。”楊團說。

　　而中小企業(yè)正是我國吸納就業(yè)的主力軍，75%以上的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都在其中實現就業(yè)，中小企業(yè)經營困難必然導致失業(yè)率的增加。

　　對中小企業(yè)的處境，地方政府是第一個觀察者，并能提供相應的解決辦法。以廣東為例，為支持中小企業(yè)開展自主創(chuàng)新，廣東省財政2003～2007年每年安排2億元中小企業(yè)發(fā)展專項資金，共扶持中小企業(yè)技術改造和技術創(chuàng)新項目1485個，建立省級中小企業(yè)技術支持服務機構示范單位26家。

　　完善社會保障

　　“現在一方面轉向內需，另一方面受到危機沖擊外需受到影響，這個時候推出更多一些社會保障措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與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都陽說。

　　社會保障是影響中國普通家庭花錢最重要的因素。在保障機制不健全，尤其是養(yǎng)老和醫(yī)療都需要自己未雨綢繆的時候，儲蓄傾向增加，與促進內需的經濟增長思路相違。

　　以養(yǎng)老為例，改變完全依賴現收現付的統籌方式并建立個人的積累，做實個人賬戶，這在很多公司還是空的。目前中國只有11個省市和自治區(qū)加入到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個人繳費率全國最低的地方只有3%。不管是擴大試點地區(qū)，還是提高繳費率，目前均有空間。

社保最重要的是提高覆蓋率。中國事實上的農村社會保障非常有限。從去年的十七大到今年的兩會，國務院都做出了一些部署，但在投入規(guī)模上有很大余地。

　　在農民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依然缺乏統籌。《勞動合同法》要求企業(yè)要給農民工做社會保障，但是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合同法》不銜接。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提高統籌層次，使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轉接銜接起來。

　　社保之外，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財政支出的重要方式。現階段，中國的基礎設施仍然存在許多欠賬，例如在城市公共交通、鐵路、電力傳輸、醫(yī)療服務、環(huán)境保護、基礎教育等領域。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yè)研究所副所長楊偉國認為，當下可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同時完善公共服務，“這不僅可以吸納勞動力緩解就業(yè)壓力，同時還可以降低經濟發(fā)展的成本”。

　　建立農村市場經濟機制

　　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還需要通過農產品的價格機制引導，使中國農民在世界糧價上漲的同時能夠分享到好處。

　　三中全會允許多種流轉土地的方式，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宅基地產生用益權讓農民分享，土地市場活躍起來以后給農民更多的財產權產生更多的財產收入，也是提高消費的一個手段。“這時是我們建立比較好的價格激勵機制建立農村的市場經濟機制的好時機，三農政策同樣是宏觀經濟政策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社科院研究員蔡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加強教育培訓

　　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是解決失業(yè)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加強教育培訓以提高勞動力供給的競爭力也不容忽視。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yè)研究所副所長楊偉國認為，要改變崗位需要和勞動力供應不匹配的問題，需要認清中國教育的現狀，以知識型教育為主與社會需求匹配的程度不高，使得年輕人的就業(yè)能力和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從人群上來看，關鍵是青少年，高中畢業(yè)生大概有50%的人能上大學或者接受各種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又有哪些會出來做技術呢？所以，這部分年輕人叫‘新失業(yè)群體’，沒有一技之長，只有閱讀等一些能力。我個人認為國家應該有義務開設培訓課程，像高中畢業(yè)生培訓一年足以做稱職的藍領工人。”楊偉國說，用人單位或者家庭承擔培訓的風險太大，這會導致投資不足。

    由于計劃觸及了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的利益，與約翰遜政府建設“偉大社會”時期福利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則要“痛苦”得多

　　本刊記者 / 周政華

　　在1929～1932年大蕭條和上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時期，針對經濟衰退導致的失業(yè)問題，羅斯福和里根兩位美國總統，選擇了兩條不同的政策路線圖，并都成功地渡過了經濟危機。但是，由于采取幾乎截然相反的社會福利政策，民眾利益則損益分明。

　　大蕭條促使社會福利制度建立

　　盡管已經過去了70多年，至今回憶起來，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仍然是20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

　　1932年，20歲的希爾維亞?波特從亨特學院畢業(yè)。她沒能趕上好年景，這一年，每4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

　　激烈的就業(yè)競爭場景隨處可見：在紐約曼哈頓六號街某職業(yè)介紹所要招聘300人，卻有超過5000人前來應聘。盡管紐約本市的失業(yè)人口已經多達百萬之眾，但是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飯碗。

　　一個阿肯色州的男子為了找工作，竟步行了900英里，來到美國汽車城底特律職業(yè)介紹所，當他到達時介紹所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通宵排隊。

　　據1932年的《財富》雜志統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人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失業(yè)人數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近3成，這還沒有將近1000萬的農民包括在內，否則情況還要嚴重。

　　當時的工廠確實不需要1929年之前那么多的工人。美國機車公司在1932年整整1年，只賣出了1臺機車。而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要賣600臺。大蕭條時期，美國全國近86000多家企業(yè)破產，5500多家銀行倒閉，整個工業(yè)生產陷入停頓，金融系統也全部癱瘓。

　　當時普通美國人缺衣少食，生活艱難程度超乎想象。波特很多同學的午餐，往往只花5美分——在餐飲店里點一杯咖啡，然后要杯白開水，把柜臺上的免費番茄醬倒到開水里一攪和，就算是一杯番茄湯了。冬天來臨，只得將報紙塞在襯衣里御寒，往鞋里墊入硬紙板和棉花取暖。

　　成千上萬的失業(yè)者淪落為流民。1932年，有200萬人美國人在四處流浪。在芝加哥市，近200名婦女在格蘭達公園和林肯公園露宿。他們一無窩棚，二無鋪蓋，什么遮身保暖的東西也沒有。到了晚上就在冰涼的地上打顫，直至第二天天明。

　　此前，波特就想弄清楚，為什么經濟突然崩潰，大家紛紛失業(yè)。于是她把主修課改為經濟學。畢業(yè)后，波特憑借伶俐的口才，在一家投資咨詢公司謀到了一個職位。后來，她一邊干活，一邊開始研究金融界的狀態(tài)。

　　1933年，新就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也在思索如何擺脫大蕭條。

　　羅斯福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輕人注入工業(yè)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

　　羅斯福一改美國政府施政傳統，采取了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觀點，推行政府干預經濟的系列政策，史稱“羅斯福新政”。

　　為了讓全美國1700多萬人不再依靠親屬和政府救濟，1933年5月，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為“以工代賑”，給失業(yè)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yè)的就業(yè)崗位。

　　1935年后，羅斯福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公用事業(yè)法案、公平勞動標準法等立法，創(chuàng)立失業(yè)保險、老年保險、最低工資標準、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征收的累進稅，保障工薪族的經濟安全。

　　羅斯福新政很快將美國帶出大蕭條的泥沼。從 1935 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wěn)步回升，國民生產總值從 1933 年的 742 億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億美元，失業(yè)人數從 1700 萬下降至 800 萬。

　　而羅斯福本人，也成為美國歷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連任4屆的總統。

　　滯脹時代社會福利難削減

　　在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終于迎來了高增長、低失業(yè)、低通脹的黃金發(fā)展的20年。

　　然而，好景不長，從1970年開始，滯脹——這一新的經濟難題，開始困擾著美國和歐洲。與大蕭條時的“低增長、低通脹、高失業(yè)率”不同，滯脹則意味著“低增長、高通脹、高失業(yè)率”。

　　1973年，美國人第一次在和平時期遭遇了短缺。當時，美國政府為應對食品價格猛漲，曾于6月間不顧一切地再次實施價格凍結。結果是災難性的：市場上見不到牛肉的蹤影，食品貨架上空空如野。

　　物價瘋漲，使得同一年尼克松政府為價格管制而成立物價委員會形同虛設。一開始，物價委員會就批準了兩家鋼鐵公司生產的白鐵皮提價。在接下來不到3周的時間內，全美國最大的1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提出了提價申請，95%獲得批準。結果，1972年物價在管制的條件下仍然上漲3.2%，失業(yè)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接下來，從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通貨膨脹有增無減，美國人的生活成本持續(xù)上升。此時不巧又碰上石油危機，石油價格整整漲了4倍。結果，1974年全年，美國通貨膨脹率超過12%，破了二戰(zhàn)后的最高紀錄。

　　對于當時的美國人而言，殘酷的不僅是節(jié)節(jié)攀升的物價，工作機會也越來越少。1975年，美國的失業(yè)率攀升至二戰(zhàn)以來的最高點，達到了9%，成為當年的特大新聞。大批汽車廠商又面臨著大蕭條以來最為嚴峻的倒閉浪潮。

　　事實上，一年前，滯脹局面已經形成。當時剛剛就任的美國總統福特也意識到，通貨膨脹是美國政府面臨的頭號敵人，但他沒有想到失業(yè)率居然上升得如此之快。

　　不僅是美國，整個西方世界均于70年代初開始陷入了“滯脹”的泥潭。西方7個主要發(fā)達國家的GNP平均年增長率為2.4%，失業(yè)率為5.3%，消費物價指數年增長率為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該七國的平均增長率為4.3%，平均失業(yè)率為3.2%，物價平均上漲率為4.8%。

　　宏觀政策失誤、社會福利膨脹和政府管制過度，被認為是導致西方世界滯脹的主要因素，并在20世紀70年代末引發(fā)了西方世界長達10年的高通脹、經濟停滯和高失業(yè)率并存的滯脹局面，各國的消費和投資都出現收縮，世界經濟步入繼大蕭條以來的新一輪大衰退。

　　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后，開始顛覆羅斯福的“第二次美國革命”。里根采納了供給學派的經濟政策主張，即減稅、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縮減社會福利。這些措施，對當時的普通美國人來說，形同雙刃劍。

　　減稅自然是有利。里根政府時期，美國人的所得稅減少了23%；原來政府劃分的14個稅收檔次，被精簡到3個檔次，私人納稅率平均降低85%，公司的納稅率平均降低3.7%。

　　但是，在社會福利政策上，里根政府決定“開倒車”。

　　此前，20世紀60年代，美國第36屆總統約翰遜提出了建設“偉大社會”的內政綱領，共制訂和實施了近500項計劃，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主要用于改善和提高就業(yè)、醫(yī)療、教育、生活和住房以及城市發(fā)展。1970年后，美國工薪階層工資上升幅度，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

　　然而，里根政府在1981年頒布的《經濟復興計劃》中，決定削減的社會福利支出的約有200個項目，如食品券、失業(yè)保障、新生兒家庭補貼、醫(yī)療保健、學生營養(yǎng)補貼、住房補貼、失業(yè)者培訓等。

　　由于這一計劃觸及了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的利益，與約翰遜政府建設“偉大社會”時期福利改革相比，里根政府的“逆向改革”則要“痛苦”得多。由于工資、福利的剛性性質，財政開支始終未能壓下來。削減中等收入階層——這也是構成美國選民的絕大多數——的福利待遇遭遇巨大政治壓力。最終，羅斯福新政涉及的社會福利得以保全，而“偉大社會”計劃則大部分遭到砍削。

　　里根的政策，在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失業(yè)率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消費物價指數在1983年以后大幅度回落，1986年?1989年下降到3%?4%。同時在經濟增長方面，1984年GNP增長高達6.8%，為戰(zhàn)后之最。失業(yè)率1983年以后連續(xù)下降，從9.6%下降到1989年的5.3%，為1973年以來最低。美國經濟擺脫了“滯脹”，并為后幾屆政府帶來“政策紅利”。

　　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時，公平方面的損失甚大，廣大中產階級的絕對生活水平下降，只有占人口5%左右的上層社會收入上升。最終，共和黨政府在1992年的大選中失敗。

    文/劉彥

　　肇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在各國政府層面，正蔓延為一場凱恩斯主義回潮風暴。以美國政府7000億救市方案為首的貨幣拯救方案，被視為破除危機的法寶。雖然資本市場并不領情，但正如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二戰(zhàn)后美國和歐洲各國經濟復蘇中扮演的角色一樣，如今，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又當仁不讓地成為各國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就業(yè)問題的良策。

　　但是，無論新舊凱恩斯主義，必須考察其約束條件。凱恩斯主義面對的問題，是一國自由經濟市場本身的“失靈”，即承認自由市場經濟體除了自愿失業(yè)和摩擦性失業(yè)外，還存在著“非自愿失業(yè)”，原因乃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自由市場經濟經常出現小于充分就業(yè)狀態(tài)下的均衡。

　　從這個理論出發(fā)，凱恩斯為各國政府開出了解決本國就業(yè)問題的良方——以膨脹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拉動國內投資需求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均衡，從而最終實現充分就業(yè)目標。

　　然而，有關貨幣當局在出臺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同時，必須謹慎考察兩點：一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之核心，是否屬于一國自由市場經濟出現的“失靈”？二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是否可以繼續(xù)用增加政府投資來解決？如果不針對具體的經濟環(huán)境而繼續(xù)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很可能開錯了藥方，并無助于解決實際矛盾。

　　中國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出口增長與投資增長。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升以及訂單減少的壓力之下，出口增長面臨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言的從“汗水經濟”到“智慧經濟”的轉型困難。這不是一國自由市場經濟內部所引發(fā)的供需矛盾，而是建立在價格干預和政府行政調控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模式，遇到了全球市場需求變化所致。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過去的出口經濟發(fā)展模式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通過維護城鄉(xiāng)之間的二元結構，為中國出口企業(y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價格優(yōu)勢；另一方面，又通過產業(yè)政策和財稅政策(比如出口退稅政策、環(huán)境損失代價、匯率價格管制、資源型產品價格管制以及金融服務優(yōu)惠等)，為出口企業(y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廉成本保護。由此可見，中國的出口經濟，并非僅僅由于自由市場選擇的資源配置結果，而且高度依賴于政府的調控之手。

　　在過去的30經濟增長中，出口拉動之外，政府投資扮演了不輸于出口的重要作用。這些大量投向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項目和重大投資項目(如鋼鐵、電解鋁等特大項目)的資金，在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的同時，也導致了房地產業(yè)節(jié)節(jié)升高、地方重復投資和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前一輪宏觀調控所要解決的問題。

　　可以說，既有的出口拉動與投資拉動模式，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又是造成今日經濟一系列內部結構性失衡的原因。在外部需求出現變化的前提下，如果繼續(xù)沿用凱恩斯主義式的調控方法，除了必然再次向出口企業(yè)回歸政策傾斜之外，在內需拉動不能快速見效的前提下，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也必將進一步加大。

　　從就業(yè)目標上考察，出口拉動對于解決就業(yè)雖然表面上有利，但因其建立在低工資之上，對于每一勞動力的實際福利增加并無真正助益，這同時也是造成珠三角低廉勞動力缺乏的原因；而考察既有的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和對就業(yè)率的貢獻，則不僅資金回報率極為低下(低下到只能是政府投資而不是私人投資為止)，其對就業(yè)率的貢獻也反而較小。原因在于，政府投資的方向是GDP的增加而不是就業(yè)崗位的增加，鋼鐵等大型項目所需要的勞動力就業(yè)數目本質上是減少勞動力需求的。

　　因此，謀求經濟轉型的重點，不在加大凱恩斯主義式的調控，而在政府須從深刻干預經濟的宏觀調控定位中抽身，回歸服務型政府的本色。中國經濟急需一次從投資、出口拉動向高附加值的創(chuàng)新型出口和內需拉動的深刻轉型。

　　此種轉型，首先需要的是千千萬萬個微觀企業(yè)創(chuàng)新主體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制度環(huán)境。此環(huán)境的根本，體現在政府能夠提供平等保護各私有產權主體的法律服務、公平透明的交易規(guī)則保護、無歧視性的金融產品服務和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等一系列內容上。

　　其次，轉型需要將現有擴張性財政的投資方向，從固定資產投資轉向教育、醫(yī)療、社保等公共產品服務。只有增加每一社會成員的福利，才能最終增加其消費的能力與總體需求，從而培育內需拉動的動力。

　　如果不起步政府職能轉換而止步于揚湯止沸的凱恩斯主義財政貨幣政策，則不但克魯格曼的從“汗水經濟”到“智慧經濟”轉變難以完成，經濟也將面臨持續(xù)的“調控陷阱”：調控所要求的干預會越來越多并程度越來越深、范圍越來越廣，直至市場本身再也毫無彈性，最終回歸全能性政府與計劃經濟。這將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個后果。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經驗一再證明，無數微觀經濟主體對于束縛產權和交易的各項制度的突破功不可沒。政府從經濟微觀領域退出，不但會紓解既有的增長方式難題，而且當政府提供完善的服務、給予各創(chuàng)新主體以平等的經濟權利和主體地位之后，中國經濟會釋放出無限的潛能。到那時，中國制造們才會將創(chuàng)新智慧融入汗水，從而為中國制造在內外市場上重新贏得競爭能力；中國的每一內需主體，也將啟動更大更廣的需求，從而塑造真正良性的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