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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已經逐漸演變成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這次危機很可能是百年未遇的大危機。如果格林斯潘的判斷是準確的話，那么這次百年未遇的危機的產生，就一定有百年未遇的原因，并出現百年未遇的結果，同時也可能會帶來百年未遇的機會。這次危機將會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重新洗牌，國際經濟規則的重新制訂。中國可以審時度勢，主動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制訂，改變現存的對我不利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為中國未來三五十年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

　　如果這次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在過去的100年來,美國與世界上發生的大經濟危機有什么特點,對我們今天的危機又有什么啟示。
　
　  100年來，世界上發生的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不勝枚舉，但最大的一次危機還非1929年美國的大衰退莫數。那次危機對美國以至世界經濟的破壞之大,確實令人觸目驚心。從1929年10月到1933年9月美國工業產值與國民收入銳減了一半，商品貿易則減少了三分之二。美國有5000家銀行破產。失業率高達25%。每四個就業的人就有一人失業。美國的GDP一直到二戰開始時的1939年才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美國的股市更暴跌了85%。道瓊斯指數一直到30年后的1957年才又回到1929年10月的高點。
　
 　 1929年美國經濟大衰退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也造成了極大的打擊。國際貿易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跌到1933年的242億美元。希特勒的上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這次大衰退不無關系。

　　爾后，美國與世界經濟又經歷了多次的危機。近30年來，有1972年到1979年的石油危機，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89年美國的儲貸危機，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的納斯達克崩盤造成的危機等。但歷時、影響范圍，都不及1929年的大衰退。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找了一批專家對17個發達國家在過去30年來所經歷的大大小小的113次金融危機與動蕩的情況做了一個總結。他們把經歷過的危機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商業銀行被卷入的危機。另一類是僅限于股市或外匯市場的危機。他們的研究發現，有銀行卷入與沒有銀行卷入的危機對實體經濟造成的損失平均要大2~3倍，而衰退的時間要長3~4倍。

　　大危機后的大改革

　　歷史經驗說明，人類要解救自己，大危機的后期都要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這是因為一個國家陷入大危機都跟在體制上或機制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有關。不解決這些深層次的問題，這個國家的經濟走不出危機。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危機出現的時候才有可能形成社會上的改革共識，才有可能推動深層次的改革。

　　以1929年的大衰退為例。1932年羅斯?？偨y上臺以后，迅速地推出了一系列的經濟與社會改革的措施。從1933年3月至6月，羅斯福政府使國會通過了70多項法案，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機的經濟金融措施，史稱“百日新政”。在很短的時間里，美國成立了證監會，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盡快恢復國內生產；成立了聯邦緊急救濟署和公共工程署，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賑濟貧民和失業者。1935年羅斯福政府又通過了《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與《公用事業法案》等專門法律，保護工人的權益。1929年的大衰退還促進了凱恩斯主義的成熟，推動了凱恩斯關于政府干預經濟思想的理論化和系統化，是凱恩斯收入與就業理論頭一次大規模創造性的成功預演。

　　現存國際經濟金融秩序

　　三大弊端

　　這次的金融危機，同樣有其深層次的原因，而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需要對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表面看，美國華爾街發生的金融危機是由于次級抵押貸款危機、金融過度以及美聯儲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人長期存在的超前消費、借錢消費方式造成的，與現存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有關。

　　現存國際金融體系有很多的問題，從大的方面，至少存在著三大弊端：

　　一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流動規模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但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卻是每個國家各自為政的。在過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長3.5%，國際貿易年均增長7%，而國際資本流動年均增長卻高達14%。今天，僅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總額就高達370萬億美元，相當于全世界GDP總和的8倍多。

　　這種監管模式，就難以實現對全球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各國為維護本國企業的競爭力，還競相放松對企業的監管。特別是對那些層出
窮的金融創新產品，監管的力度就更差。

　　二是1971年以后，美元與黃金不再掛鉤，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并沒有變，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再受約束。于是，當美國與世界的利益一致時，它會做出好的決策，當美國與世界的利益不一致時，它只會選擇對本國有利的政策。這就造成美國能夠超前消費，同時卻不受制約。美國消費者借債消費，共有9150億美元的信用卡債，1.5萬億美元的汽車和其他消費債以及10萬億美元住房抵押債，幾乎等于美國一年的GDP。更加上美國政府的近10萬億美元債務，使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蘊藏著巨大的危險。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以美元為核心，由美聯儲肩負美元貨幣發行和貨幣監管等職責。一旦發生危機，特別是當美國發生危機，美聯儲卻用由于監管失誤而讓全世界承擔責任，美國也不需要向世界各國擁有的資產發生的巨大損失予以“補償”。

　　三是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和作用有很大的提升，但它們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卻沒有什么發言權。世界上重大的經濟事務的決定權還是大的工業國。最明顯的是，Ｇ７（七國集團）定期會議決定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經濟與金融事務，但其中沒有一個是發展中國家。

　　國際金融體系重新洗牌

　　是中國“戰略機遇”

　　正如1929年大蕭條后美國出現羅斯福新政，二戰后出現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機之后一定會建立一系列的新規則。此次危機之后會不會像一些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使國際經濟體系推倒重來，現在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然而，在危機的后期，各國要坐下來反思現存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問題，重新制訂很多新的規則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5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遇到的一次重大的規則改變的機會，格外的重要，也該格外珍惜。

　　中國經濟的起飛是近30年的事，是世界經濟中的“后起之秀”。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國際游戲規則大都已經制訂好了，我們只能按照“國際慣例”去做，只能去適應國際規則。這在中國經濟的早期發展階段，我們受制約的感覺還不很強烈，但是，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越來越多地受到現存國際規則的制約。

　　因此，對中國來說，我們今后當然仍應該遵守國際規則。 但面對重訂國際規則的難得機遇，也要當仁不讓，適時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要參與國際新規則的制訂，爭取未來的國際新秩序發生對我們有利的改變。

　　我們應該要什么？

　　那么，中國在參與國際經濟金融規則重訂時，要提出哪些訴求呢？這當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討論。初步分析，恐怕至少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一是建立全球對資本流動監管的協調機制。未來中國經濟會更加開放，人民幣要自由可兌換，資本項下要完全開放。這必然導致資本的大進大出。其他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要經歷同樣的過程。因此，建立一個高度透明的、有問責機制的有效的國際監控資本流動的全球協調機制對中國以至于全世界各國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是國際外匯儲備體系應該更多元化。應建立一籃子方式貨幣，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占有一定權重系數。各國貨幣充分競爭，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應由該貨幣的幣值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市場穩定的程度來決定。我們還應該爭取人民幣逐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先能夠在區域中起更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考慮爭取建立一定的規則，使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卻不一定是完全可兌換貨幣。只要滿足一定的規定，承諾一定的條件就有可能部分充當國際儲備貨幣。這樣，不但人民幣，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也能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三是要讓更多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制定與重大問題的決策。擴大Ｇ７機制，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納入。改革與重建一個新的、靈活的、尊重國家主權的多邊體系。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制訂，不但能保護自己的利益，也體現了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的參與，并不是要與美國爭奪主導權，而是要爭取知情權、否決權，以及規則制定權。中國并非要撼動美國以及西方一些大國在全球的優勢地位，　而是真正體現中美、中歐、中日都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為國際新規則的制訂

　　做好準備

　　國際金融危機是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戰略機遇”。但是，能不能抓住這個機遇則是至為關鍵的問題。機遇只給有準備的人，也只給有準備的國家。

　　當務之急是盡早地組織專家展開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深入研究。為有關部門在進行國際談判時提供各種方案準備與智力支援。　

　　這種研究方式應該是多元化的，每個課題可以有幾個小組獨立地分頭研究，通過相互競爭，才能優化方案。這種研究還應該是開放的，不僅靠國內的人才，還要充分利用留學生人才、海外華人人才和對國際經濟金融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通過民間的方式與海外有影響的“智庫”加強交流，聽取別人的意見，研究別人的方案。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中國根據國內國際大勢，抓住歷史機遇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讓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如果能夠抓住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戰略機遇，通過參與國際規則修訂來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開辟道路。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與影響誰也無法忽視，中國也有改變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迫切需要，各種條件都已具備，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戰略機遇。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