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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

    

    經濟觀察報：中國有一批經濟學家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著改革開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員。

　　張維迎：這不奇怪，因為中國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縝密的計劃展開的，而是邊摸索邊前進。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中有許多人還不知道經濟學是何物。恢復高考那一年，我報考的是西北大學中文系，錄取時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系，學的就是傳統政治經濟學。西北大學缺少像北大這種師資結構，沒有教西方經濟學的。畢業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學的專業還是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是偶然的機遇，我的思想不會有徹底變化。

　　經濟觀察報：什么機遇？

　　張維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開了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我們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那時我23歲，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系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引起了很大爭議。

　　經濟觀察報：記得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你的發言給他印象很深刻。

　　張維迎：茅于軾、楊小凱、田國強這些人我都是在這個會議上認識的，我受他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楊小凱和茅于軾先生，茅于軾講的擇優分配原理對我的啟發很大，使我對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模糊地認識到過去大學四年學的政治經濟學有問題。會后，我在西安一家專門賣內部書的外文書店買了英文版的薩繆爾森 《經濟學》和臺灣翻譯出版的JohnDue與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級經濟分析》。我就以這兩本書為藍本，自學現代經濟學。同時我還組織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辦了個 “讀書班”，系統地自學《微觀經濟學》。每周我們聚一個下午，我來主講。你要給別人講，你自己首先搞明白。這樣半年多下來，“老師”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真正搞明白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理論”。同時我也在看另外一些書，包括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還有英文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等等，慢慢形成了對市場概念的一個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時候，我腦子里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價格信號，一個是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大概在“讀書班”前后，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文章《為錢正名》，也引發了一場風波。

　　張維迎：那是讀書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發表的，這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所以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文章發表后趕上“反精神污染”運動，全國掀起一場針對我觀點的大批判，《中國青年報》等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文章還被陜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承受巨大壓力。學校研究生處處長把我叫去，說：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么多年，你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說了，發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軾先生則來信勉勵我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我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經濟觀察報：這是你第一次受到輿論的批評。

　　張維迎：是第一次，當然不是最后一次。

　　經濟觀察報：在自學西方經濟學的同時，你也很關心現實問題。

　　張維迎：對，我很關注當時政府有關整頓價格秩序的報道，我覺得自己對價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與當時流行的觀點不一樣的想法。

　　經濟觀察報：流行的觀點是什么？

　　張維迎：因為企業有自主權了，農副產品放開了，市場上比較混亂，有些人不執行國家計劃政策，偷著超出計劃價格賣產品，政府接連發紅頭文件、在《人民日報》上發文章，要求堅決整頓價格秩序，嚴格執行國家政策。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官員也認識到，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已經成為改革的“攔路虎”，討論價格改革的文章越來越多。但是當時“計劃價格”仍然是一個“神話”，主流觀點是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價格必須由國家計劃制定。所以，人們討論的所謂價格改革實際上是 “價格調整”，就是如何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體系調整到合理水平。

　　經濟觀察報：經濟學家也沒有人提出要根本改變價格的決定機制？

　　張維迎：沒有，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價格體系不合理的病因在于計劃制定價格時沒有遵循“價格規律”，而不在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他們相信，合理的價格體系可以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出來。

　　經濟觀察報：當時你已經是一個市場價格論者了？

　　張維迎：是的，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因為苦讀了微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腦子里。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從而調節供求、引導資源配置，怎么能用政府的辦法去管它呢？

    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

　　經濟觀察報：你的碩士論文好像談的就是價格理論和價格改革。

　　張維迎：1983年底開始論文的選題，我意識到研究價格改革問題現實性很強，而且我很有想法，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樣，很新穎。那時我已經決定畢業以后要來北京工作，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受到批判，我就不想在那兒待了。在做論文期間，我有好幾個月都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也認識了很多現在的朋友，包括像周其仁、宋國青等人，他們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看法對我啟發很大。我經常去茅于軾老師家請教問題，他給了我許多幫助，他是我真正的學術導師和學術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觀點的形成離不開他的啟發。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價格改革思路。

　　經濟觀察報：你的思路是什么？

　　張維迎：企業自主權與固定價格體系是不相容的，中國價格體系的不合理根源在于價格管理體制的不合理，只要不廢除計劃價格管理體制，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擴大企業自主權與宏觀經濟平衡的矛盾不可能解決。因此，價格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放在放開價格管制上，而不是價格調整上。思路一旦形成，寫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兩三天時間就完成了1萬多字的文章 《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很興奮，拿去給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歡，剛好他在幫助丁寧寧編輯《專家建議》，那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內參。丁寧寧是能源組的負責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薦給了丁寧寧，文章就發表在1984年6月份的《專家建議》上。

　　經濟觀察報：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張維迎：在文章里我首先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價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場。我分析了價格的信息功能，僵化的價格體制如何導致價格扭曲，扭曲的價格又如何導致各種利益關系的扭曲和經濟結構的扭曲。然后我證明為什么必須把價格改革的重點放在價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因為價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價格體系不合理是“果”，是表現形式；如果不改革價格的形成機制，價格不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我還打了個比喻：價格好像“溫度計”，計劃價格是一個“不脹鋼溫度計”，價格調整只是用新的“不脹鋼溫度計”替代舊的“不脹鋼溫度計”，而我們需要的是隨著氣溫變化而自動升降的 “水銀柱溫度計”。再接下來，我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的改革思路。文章寫到：“所謂價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以充分發揮價格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當時不能講市場經濟，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結果不可能是計劃經濟)；“價格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于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趨向合理”。我接下來提出了價格改革的八個步驟,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將產品的指令性計劃基數固定下來不再擴大，相應地開放計劃外市場，基數內按計劃價調撥，基數外按市場價交易。然后，國家再分批、分類、分步地逐步放開基數內產品價格，同時取消計劃和調撥，或者對某些產品“先調后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場價格體系。

　　經濟觀察報：你的雙軌制改革思路只是一種邏輯推理，還是從現實中得到的啟發？

　　張維迎：邏輯當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對價格理論沒有深刻正確的理解，不可能提出這個思路。但是我的具體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農村改革的啟發。事實上，我文章的第一節講的就是農村改革的經驗在于“放”而不在于 “包”，定稿后第一節的標題就是“機制的改革與改革的機制——農村改革的啟示”。7月份《經濟日報》發了一個征文啟示，要舉行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我就投去這篇稿子，稿子還是油印的。這次會議共收到1300多篇論文，有124人入選為正式代表。會后知道，開始時我的論文落選了，后來文章不夠，又在落選稿中挑選，結果被看中。后來我才知道，復審意見是《經濟日報》記者石小敏寫的：“此文很好！”

　　經濟觀察報：這時你還是西北大學的研究生。

　　張維迎：我們陜西去了五個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在浙江省德清縣的莫干山上舉行，所以又稱“莫干山會議”。這個討論會并沒有采取報告論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經濟改革及其相關問題作為中心議題，分七個專題小組展開討論。會議中的很多人血氣方剛，思想活躍，大家暢所欲言。我們不看電影，不游山玩水，激烈的討論經常延續到深夜。我在第一組，根據我的記憶，這個組一開始好像并不叫“價格組”，而叫“宏觀經濟組”什么的，可能是因為這個組最有影響的議題是價格改革，大家就叫它“價格組”。當時國務院價格中心正在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合理的價格體系，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個發言的，他講了如何調整價格的思路。我當然不能同意他的觀點，迫不及待地發言批評了田源的觀點。我說，“調”不能解決價格不合理的根本問題，合理的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而不可能是政府制定，我還講了如何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

　　經濟觀察報：破天荒提出市場價格的目標模式，在當時的情況下，的確有些匪夷所思。

　　張維迎：所以除了田源本人，還有幾個發言者挑戰我。我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我一直對自己的邏輯思維很自信，也喜歡用一些淺顯的比喻。隨著討論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說服，至少覺得我講的有道理，我發言時點頭的人越來越多，掌聲也越來越多。我越講越興奮，后來也有人幫助我向大家解釋我的觀點，因為我普通話講的不好，有些人聽不懂。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莫干山上形成了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你是“放派”的代表，也是少數派。

　　張維迎：我現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無論“調派”還是“放派”，在具體做法上都包含有“調放結合”的思路。兩派之間的真正分歧是：第一，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不同，田源的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價格體制，我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第二，價格改革的主導方法不同，田源強調“以調為主”，根據計算出的“生產價格”調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而我強調“以放為主”，逐步放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制，也就是市場價格。第二個不同是由第一個不同決定的，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模式仍然是計劃價格體制，調整價格就必須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產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還能有計劃價格體制嗎？而如果你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以調為主就是不可行的，調是不可能調出市場價格的。

　　經濟觀察報：所謂的“放”，就是“雙軌制”的思路吧。

　　張維迎：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之前，沒有人從“放”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在我看來，“放”是雙軌制的核心，無論我提出的改革思路還是后來的改革實踐，都是這樣的。不明白這一點，就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雙軌制改革。不“放”，市場這一軌從何而來？雙軌制從何談起？如果價格是政府決定的，不論同一個產品有多少種價格，也不能叫“雙軌制”。雙軌制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方式，雙軌制的具體辦法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有些人沒有讀我的文章，或者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把“放”與“雙軌制”說成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還有些人望文生義，說我主張“休克療法”，一步到位。但任何人只要讀讀我的文章，或者真正認真聽了我在會上的發言，就會明白，我所講的“放”是逐步的“放”，通過“雙軌制”有計劃的“放”。

　　會議之前，我的文章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版本。會議期間，我和北京來的徐景安、內蒙古來的郭凡生住在一個房間。郭凡生是內蒙古自治區政策研究室辦公室負責人，他聽了我的觀點很興奮，會后他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我鉛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內容以《論價格改革》為題發表在 《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徐景安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總體規劃組處長，也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他這個人能夠很快認識新東西，會議期間有天晚上他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要我一起去參加。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接、太較真，擔心萬一首長聽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壞了。

　　經濟觀察報：莫干山會議結束后，你就回北京了嗎？

　　張維迎：沒有直接回去。因為會后要討論和寫作會議報告，有幾位與會者留在杭州，我也在其中。最后形成七份報告，其中關于價格改革的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我在報告起草過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講自己的看法，參與討論。報告是徐景安執筆起草的。他這個人綜合能力很強，而且因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非常清楚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關注什么、如何向他們獻策。報告沒有提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究竟應該是什么，是故意回避目標模式的爭論，擔心把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去。報告只是歸納了兩種價格改革思路：第一種，調放結合，以調為主；第二種，調放結合，先放后調。這兩種改革思路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說是他自己理解的兩種思路。兩種思路中都有雙軌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雙軌制。不久，張勁夫就在報告上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20天后，國務院負責人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由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1985年初政府正式把“雙軌制”作為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雙軌制隨后大面積推開，包括外匯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房改、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雙軌制思路基本上變成了改革的主導思路，問題就是速度多快的問題了。

　　經濟觀察報：但是近年來，在誰第一個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爭論。

　　張維迎：這個問題不復雜，也不重要。說不復雜，是因為有文獻可查。我的文章完成日期是 “1984年4月21日”，比莫干山會議早四個半月，這在當年6月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專家建議》上標注的很清楚，所以我沒有必要介入爭論。我非常慶幸，茅于軾教授保留了這個文獻，自我認識他，他就從來沒有搬過家。說不重要，是因為盡管我的文章提出并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的改革思路，但是實際上雙軌制已經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和地方分權而自發產生了。即使沒有我，也會有其他人提出來。我的貢獻在于：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價格改革的目標；第二，把現實中自發產生的雙軌制現象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來源：經濟觀察報）

    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在80年代后期，企業家成長是你研究的重點？

　　張維迎：當時體改所已經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作為初出道的年輕經濟學者，我有幸直接參與了當時有關改革政策的研究。當時大多數站在改革前線的經濟學者研究的領域都非常廣泛，我也一樣，研究領域涉及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勞動力市場與收入分配、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許多方面。可以說，幾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問題我都去思考、去探討。當然，企業家成長是我的研究重點。

　　經濟觀察報：那時候，中共中央已經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企業家的重要性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

　　張維迎：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只要企業有了“自主權”，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是伴隨著改革中企業行為短期化的出現而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的，尤其是到了1986年，改革中企業行為的短期化越來越嚴重，學者們都在研究和思考為什么會這樣。此時就出現了一種新的主流觀點，認為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中國需要企業家但是不需要資本家；造就企業家的關鍵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給予企業充分的經營自主權，而不是改革所有制。

　　經濟觀察報：你肯定不認同這種觀點。

　　張維迎：非常不認同。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一文，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商品經濟=價格改革+企業家。如果說價格是商品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信號，企業家則是其運行的決策主體”。

　　經濟觀察報：這是你一貫的看法。

　　張維迎：是這樣。我在文章里說，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一個最大區別是，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而商品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如果說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那么，造就千千萬萬的企業家則是改革的主題所在，改革的過程也就是經濟運行主體企業家化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如何造就呢？你給出答案了嗎？

　　張維迎：我給出的答案是，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職業化的企業家隊伍，除了逐步放開價格外，還必須改革現在的財產所有制度。造就企業家之所以艱難，原因在于它涉及企業財產制度的改革。企業家是特定的財產制度的產物，沒有這樣的財產制度就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但是有人說，不需要改革所有制，在國家所有制下，政企分開就可以，就能夠產生企業家。

　　張維迎：在我看來，國家所有制只能產生官僚經理，而不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因為國家所有制缺乏財產的人格化主體，企業財產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無人所有，代表全民所有權的官員并不是真正的財產主體，他們并不關心財產的增值，所以不能夠對企業領導人形成有效的約束，預算約束一定是軟的。企業的所有權可以與經營權分離，但是財產關系必須明確。財產關系不確定，企業就只有短期行為不會有長期行為，因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長期收益是別人的。

　　經濟觀察報：當時有人認識到國家所有制存在問題，建議把國營企業財產分成股份，由各級政府部門交叉持股，形成政府聯合股份公司，選出董事會、任命總經理。你明確反對這種做法。

　　張維迎：我在文章里說這是典型的 “用在馬背上畫白道道來制造斑馬”，除了增加扯皮、降低效率外，沒有增加任何新東西。因為政府官員就是政府官員，絕不會因為被任命為董事就成為真正的股東。企業家不是培養的，而是由市場競爭出來的，造就企業家一是要改革財產問題，二是要放活市場，如果前者是產生企業家的關鍵，后者是企業家產生的基本途徑。

　　經濟觀察報：公有制一直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你呼吁改革財產所有制度，頗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韙，黨報發這樣的文章也夠思想解放的了。
　　張維迎：我說過，那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時緊時松，松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可以冒出來。1986年9月的政治氣候相對寬松，否則這樣的文章不可能發表。在這篇文章之后，我還完成了兩萬多字的長篇論文《企業家與所有制》，提出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當時任《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的唐宗?先生非常喜歡這篇文章，決定在1987年第1期作為頭篇文章全文發表，清樣已經排出，但1986年底情況突變，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討論國有制的第二部分在發表時被刪除，只在內部刊物上刊登了，重見光明是90年代后期的事了。而這部分恰恰是論述“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的。

　　經濟觀察報：你是如何論述這個“定理”的？

　　張維迎：我提出以下幾條論據：第一，政企分開的不可能性。國家是財產的所有者和利潤的占有者，財產風險也就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既然國家是最終風險承擔者，國家就必須對經營者實行直接的控制，怎么可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所有權約束的無效性。全民的財產和政府的官員之間有無數個 “降壓器”，政府官員對于全民財產關心度——初始電壓“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最終輸出就更小；第三，解決經營者行為短期化的不可能。國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實業，無意仕途”的職業化經理階層，因為在他們看來，經營企業不過是走入仕途的一個階梯而已，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快放“衛星”；第四，預算約束硬化不可能。在國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現“關、停、并、轉”，而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破產。沒有人因為破產而遭受財產損失，破產又有多大意義呢？第五，經營者與職工制衡關系不可能。既然職工是企業“主人”，經營者就必須處于職工權利的制約之下，經營者就不可能享有一個企業家應有的獨斷指揮權，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職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無法制止職工同自己“攀比”。

　　經濟觀察報：在國家所有制下，這些問題不可能解決，也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步鑫生、馬勝利、周冠五等，都曾經紅極一時，最終又都落敗，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你的“定理”。

　　張維迎：企業家的完整定義是什么？第一，企業家要做決策；第二，企業家要承擔風險。在國有制下的廠長經理們既沒有決策權，也不需要承擔風險，那么多所謂的企業家，其實都是虛擬的企業家，實際上也就是官僚。遺憾的是，人們對他們的批評更多地集中在個人品質等方面，很少有人從體制上去思考問題，很少有人認識到“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

　　經濟觀察報：不過，你對“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的論證似乎并不嚴密。

　　張維迎：從學術的角度講，我承認這一點，因為我當時的理論功底不夠，對于企業家和所有制關系的論述還缺乏理論上的嚴謹性。1987年10月，我被體改委派往牛津大學進修了一年多，學術上大開眼界。原來沒去牛津之前，覺得自己理論學得也可以了，去了以后發現很多新的東西根本不知道，像什么“委托-代理理論”等，越學越覺得自己的理論功底不夠，所以進修期滿回來后，我決心重返牛津攻讀博士學位。但隨之而來的八九政治風波使我的出國計劃出現了波折。有關領導拿著我發表過的文章請專家審讀，看看有沒有宣揚私有化的問題。專家的意見是“屬于探討改革、學術爭鳴的范疇”，這樣我才通過政審，辦完出國手續，1990年9月登上飛往英國的班機，開始了我4年的留學生涯。

　　經濟觀察報：你在國家體改委工作6年，作為一個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你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從事政策研究，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但是你的一些研究和文章……

　　張維迎：我實際上也在研究一些與政策直接有關的問題，如宏觀控制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是我個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學者，追求理論上的徹底性。對我來說，每個政策建議都不過是理論研究的副產品，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我絕不為政府已經頒布的政策做注腳，也不會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觀點。我總是直截了當地表達我的觀點，政府聽不聽是他們的事情。當然，我也不會因為政府沒有接受自己的意見就指責政府不尊重學者的意見，因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科學，至少不完全是。我個人更喜歡通過思想的創造、理論的發展來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所以我不在乎提出的建議是不是被政府采納，我更在乎的是什么？我的思想、我寫的書、我的文章是不是影響了那些決策的人，影響了那些思考的問題人。也許我的思想影響了你，你的思想又可以影響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再影響下一個人，思想的影響力是一個鏈條，我希望自己站在這個鏈條的上游。總體來說，80年代經濟學領域是最為自由的，這就是許多新觀念能夠出來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看得出來，你對80年代很有感情。

　　張維迎：20世紀80年代是激動人心的年代，伴隨著中國改革改革的深入，體制轉軌中的矛盾不斷暴露，中國經濟學家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改革的實踐也培養了一代經濟學家。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我有幸見證和參與了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這是我深感自豪的。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

　　(本系列已發表厲以寧、林毅夫、茅于軾、吳敬璉訪談錄，與《讀書》雜志共同推出)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