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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上海史，名聞海內的上海大亨特別是實業、金融巨頭名流，基本上都是外來的冒險家，或外省(江、浙、粵、閩、皖居多)或外國，而本地名人除了黃金榮、杜月笙等不入清流者外，只能找到黃炎培等寥寥幾人。知名的買辦、精明的總辦、襄理、協理則比比皆是上海人，而中高級職員更是以本地人和外來移民的后代為主力。他們在國中之國的十里洋場里，縱有委曲怨憤，也終“奉令惟謹而已”。如果說這種消極狀態也有正面效應，那就是，為上海育成了中國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為1949年后新中國的經濟社會管理事務提供了一定的人才、經驗、規則方面的儲備。也就是說，滋生了買辦文化土壤的管家文化、管理文化、管理人才和知識，不意間成為新中國的管理文化財富了。
在上海成為計劃經濟尤其是工商業重鎮的年代，上海人不善冒險開拓而長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發揮的新空間，并具體轉化為上海的精良工業產品、誠信商業道德、有序城市管理，以及嚴整的經濟規章等等，為上海人在全國贏得了信任和美譽，也為上海人回饋了相對優越安裕的生活環境。那種精神和物質上的美好感覺，不幸放大了骨子里的“穩健”的傳統人文基因。上海人面對改革開放浪潮普遍地退步三舍，很少人敢如粵、浙人那樣投身潮中，奮力拼搏。于是上海當今少“杰出人才”而多“奉領惟謹”者，多“白領”而少“首領”，也是勢所必然的社會現象了。
當然需要說明二點：其一，以上海二千萬人之大數，這個“海”中其實已養成并潛伏許多億萬“巨擘”，只是“相當膽小”或“溫文爾雅”不愿出頭而已。但既不具“過激”之氣概，大概就稱不上首領級杰出人才了。其二，上海人擅長管理、周嚴管理、服從管理的計劃文化、計劃體制，窒息了以破舊立新、敢為人先、冒險開拓、拼搏進取為要求的創新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上海人自己“害”了自己。這從上海非公經濟、中小企業發展受到的有形無形管制之多、之嚴，民間的抱怨之聲不絕于耳可概見全豹。其三，深受買辦文化余緒影響的上海管理文化中，辨識不清的崇洋心理有時會放大為過度的親外商、媚外資立場和政策。這會引致“開放”的成就，卻也會擠占和客觀上壓抑民族經濟的發育空間。
行文至此，不禁要反躬自省。本人原籍廣東，大致可歸有點“過激”但既非“好勇斗狠”之類，也非“刁而不蠻之徒”，因而想講點真話，敢顯點真情——為了上海和中國的未來更加美好。但既生在上海，食其水土，因而也不免潛受其制，發生局部基因變異：本人居然也反對兒子自主創業而強力推其進大企業過“穩健”日子。幸而年青人的朝氣把我的企圖推翻了。如此看來，上海年青人有希望，上海人有希望，上海更有前途。而上海非上海人之上海也，全國和世界之上海也，此所以在本欄妄論上海人長短、細究上海“領”之多寡之寸心誠意所在也。或有唐突之處，敬請大方教正！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