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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實踐，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施“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戰略以來，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使得國內工業部門得以對接世界市場，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有效地推動了本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辯證地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也會由于外貿依存度提升而導致關鍵和核心技術不足、產業結構失衡、內需不振以及對國外市場依賴嚴重等問題。特別是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趨勢的顯現，以上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有所加劇。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前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強調：“今年以來，我多次講，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這一重要論斷再次闡明，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僅是針對全球疫情沖擊的短期應對之策，更是基于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的深刻認識和理解，將更好地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從而長期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性調整。

今年上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我們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經濟穩步恢復，復工復產逐月好轉，二季度經濟增長全面企穩回升，同比增長3.2%，明顯好于預期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能夠在相對短時間內促使經濟重新回到穩步復蘇的軌道，實屬不易。一方面，疫情防控阻擊戰所取得的重大戰略成果為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具有強大的經濟發展韌性，具有加快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良好基礎和能力。

一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備產業體系優勢持續釋放，為新發展格局構筑了重要支撐。從需求看，2019年，我國商品零售額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并具有繼續穩步增長的空間。從供給看，我國基于大市場規模所形成的強大的產出能力，能夠促進全球資源整合創新，將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最大化發揮。2019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無論是從國際發展實踐經驗還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是中等以上人口規模經濟體發展的重要節點，意味著居民消費能力進一步提升，巨大的市場潛力正在形成，也表明經濟的抗壓能力與穩定性得到進一步增強。

二是經濟增長動能和要素紅利加快轉換，為新發展格局形成提供了強大動力。從經濟增長理論看，一國經濟增長要么來源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要么來源于生產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效率的提升才是可持續的、集約型的和內涵式的。其中，科技創新是提升效率的關鍵因素。近年來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新能源、共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人口紅利”加速向“人才紅利”轉變，產業發展加快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為加快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強大動力來源。

三是新一輪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為新發展格局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既是我們取得40多年歷史性成就的寶貴經驗，也是今后面對各類風險挑戰、破解發展難題的長期國策。我國通過不斷加強各項改革力度，加快對外開放步伐調整生產關系，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得到更好發揮，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重要開放平臺加快建設，金融服務業等領域重大開放措施落地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開放新格局加快形成，為我國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征會更加明顯，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會不斷釋放。一方面，我們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通過解除供給約束，釋放生產要素的活力和潛力，促使要素實現優化配置，不斷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另一方面，我們要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持續提高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比重“三個比重”，將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與新型城鎮化有機結合，推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形成投資和消費的良性互動，切實擴大有效投資和有效消費，勇于開頂風船，善于化危為機。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