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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美國湯森路透評選的“2014年全球最具創新力的100強企業”排行榜中，亞洲企業可謂表現最好，上榜的46家企業中包括日本39家、韓國4家、臺灣地區2家，而中國企業僅有華為1家榜上有名。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順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國家出臺了《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如何邁向中國創造？？近日，在由深圳市國新南方知識產權研究院承辦的“創新轉型與知識產權國際化”中日知識產權高端學術研討會上，來自中日兩國政產學研資界的多位專家圍繞知識產權戰略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吳漢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瑞士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4—2015全球競爭力報告》列舉了全球144個經濟實體，中國沒有進入到包括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區在內的第一方陣。雖然中國制造已經以19.8%的份額位居世界第一，但仍在國際制造業中處于中低端。專利技不如人、版權文不勝人、品牌貌不驚人是當前中國制造的突出問題。知識產權的國際格局演進已經從18、19世紀以英國為先導的歐洲中心向20世紀以美國為主導的歐美中心，再向21世紀以中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亞洲中心發生轉移。在此契機下，知識產權競爭戰略是中國企業面向國際市場的必然選擇。對我國企業未來的知識產權戰略選擇提三點建議：

    一是產業化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產業創新是核心問題，涉及產業結構調整、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創新產業集群的形成，在此知識產權既是助推器，也是衡量標準，企業獲取知識產權的目的是占領國家制造業的高端。

    二是全球化競爭戰略。在走出去的同時走上去，走到國際制造業的高端。例如從全球手機產業來看，蘋果公司制造的智能手機大概占全球的7%左右，但利潤是70%以上；中國的企業為全球提供了70%的手機，去年出貨量大概是16至17億，而利潤只占到5%左右。因此應該拋棄傳統的廣告戰、價格戰，而爭取知識產權所形成的附加值，因為專利、品牌才是國際競爭的尖端武器和戰略工具。

    三是一體化運營戰略。一個是以品牌為中心的知識產權管理。企業品牌彰顯了其研發能力、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營銷能力，是綜合能力最集中的表現，我國企業須建立一個以品牌為中心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另一個是以專利為中心的知識產權運營。以資本的力量加知識的力量達到企業運營的利益最大化。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官方投資機構和其龍頭企業建立了一種運營基金模式——核心技術領域加上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再加上有代表性的龍頭企業，為本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提供知識產權服務。

    高倉成男（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研究生院教授）：日本也經歷過價格要素競爭階段，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們大量引進歐美技術，在此基礎上改造、創新，再把更低成本的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那時所有企業、行業都知道這個社會需要什么，例如彩電、冰箱、空調，只要制造出來都可以賣得出去。這種創新模式是直線型的，日本經濟處于高度成長期。

    接下來一直到1990年左右，將近20年是品質競爭階段，經濟穩定成長。出口增加、日元升值等因素迫使日本企業走向海外，其間國際專利申請量增加。90年代以后，日本進入一個經濟低迷期，同時也進入全球競爭期。這一階段，什么都不缺的用戶不再有明確的需求，這時需要通過與用戶合作創造市場需求。一家企業獨享知識產權就可以獨占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可能需要和第三方的知識產權互相借鑒合作的時代來臨，即以專利技術重新定位經濟模式。企業會公開一部分必須要和第三方合作的專利，同時也讓合作方拿一些專利出來，以這樣的方式既保證自身的最高競爭力，又能協同作戰。日本企業就是以這樣一種“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尖端”的方式，作為領頭羊跑在世界前列來提高競爭力，獲取企業利潤的。

    孫波（深圳市福田區常務副區長）：深圳與日本的經濟依存度相當高，日本作為發達的知識經濟體在知識產權領域取得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深圳做了許多探索，先后頒布和修訂了《深圳經濟特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若干規定》《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設立了全國第一個知識產權法庭，推進了行政、刑事、民事三事合一的體制。深圳的國際專利連續11年居全國首位離不開良好的政策環境。

    深圳和深圳福田是中國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先行地，也是國家級知識產權服務與保護的示范區。在知識產權國際化背景下，深圳作為全國首個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應該率先為產業和企業“量身打造”創新轉型升級的知識產權戰略。（本報記者楊雪整理報道） 

    摘自《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