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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和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砥礪前行。同時，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轉換正處在接續關鍵期，積極因素和新興力量正在積聚，行業和區域走勢分化，結構調整起步較早的企業、行業和地區走勢向好，但也必須清醒看到下行壓力還在持續加大。我們要科學把脈形勢，既分析客觀因素，又要找主觀原因，既對長期向好充滿信心，也要做好應對更大困難和挑戰的準備。

    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化對中國有利也有挑戰

    今年，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化，不同經濟體宏觀政策在不斷分化。先看發達經濟體，歐元區剛剛走出危機最差的時期，2015年經濟增長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歐元區債務惡化不會明顯緩解，通貨緊縮將會持續，在此形勢下，歐元區于1月推出歐版QE，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宏觀政策上表現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費稅后經濟增長已經連續幾個季度萎縮，2015年經濟不會好于2014年，為了刺激經濟，實現預期通脹和增長目標，將在宏觀政策上繼續實行超寬松量化貨幣政策，在宏觀政策上也表現為“放松”。在這次危機中，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表現突出，私人消費抬頭、制造業回流、失業率下降等都使經濟向好。但美國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開啟加息窗口，宏觀政策總體趨勢表現為“收縮”。發達經濟體之間宏觀政策的收和放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由于美國是世界超大經濟體，歐洲日本等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放松帶來的影響，不足以抵消美國在宏觀政策上收縮給世界帶來的沖擊和影響。

    再看新興經濟體。中國和印度在新興經濟體中是表現相對較好的兩個經濟體，這兩個經濟體目前為了應對經濟形勢變化，都相繼采取了放松的宏觀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俄羅斯等經濟體，面對資本外流和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面臨巨大壓力。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也分化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帶來不同挑戰。

    總之2015年，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利有弊。去年以來美元堅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不斷回落，對我國進口大宗商品價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國每年進口約三億多噸，如果價格降一半，我們進口原油會節省一千億美元左右，當然這是理想狀態，還有銅、黃金、鐵礦石、大豆棉花等。但是，當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不斷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輪的世界通縮。一旦通縮，國際市場需求將進一步萎縮，對中國產品出口將形成嚴重需求約束。還有，在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形勢下，除了美國之外，世界上20多個國家開始競爭性貨幣貶值，這使得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對其他貨幣明顯升值。這嚴重抑制了中國的出口，這對當前我國經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國內經濟增長影響因素有利有弊

    先從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給2015年經濟增長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釋放一些體制改革紅利，可促進經濟增長。比如，黨的三中全會提出336項改革措施，四中全會提出190項改革措施，加在一塊526項改革，每年分解80多項。如果2015年按預期完成改革任務，必將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又如，行政審批權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國企改革、新型城鎮化試點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特別是各種改革試點的推進產生的示范效應，都將為經濟發展釋放出紅利。

    二、從經濟結構調整上挖掘增長潛力，有利于經濟增長。本屆政府積極推進發展模式創新，通過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將城鄉、產業、區域串聯起來，即串聯式發展經濟。提出產業融合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打造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這都是創新思維。將產業、區域、城鄉串聯起來發展能產生聯動效應，會帶來1+1>2的效果。

    第一，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解決三個億的人口問題。一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一個億，促進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解決他們長期懸在半空問題，會產生幾萬億的GDP，二是棚戶區改造一個億人口，促進一億人居住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解決困難群體安居樂業問題，也可產生上萬億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一個億，逐步減少大規模人口“候鳥式”遷移問題。為了推進新型城鎮化，國家在北京、江蘇、安徽、浙江等省市選擇62個城市（鎮）于2014至2017年進行試點，然后全國推廣。如果試點成功并推廣，經濟還會增長一大塊，而且這種增長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長江經濟帶，今年要開好局。打造長江經濟帶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沿長江經濟帶建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體系，黃金水道建設，高效鐵路體系建設，便捷公路體系建設，發達的航空體系建設，油氣能源管網體系建設，還有城市交通便捷體系建設等，這些建設都需要巨量投資。二是沿長江經濟帶培育幾個城市群，下游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群，將上海與周邊城市有機連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漢和長株潭為中心的城市群，將周邊的中小城市彼此相連；上游以重慶和成都為中心的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會出現一個更有效的城市經濟發展圈。三是沿長江經濟帶打造產業集群，高科技、先進制造、汽車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產業集群等發展興起，必將推動這個區域的快速發展。

    第三，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將北京和天津同周邊城市連接起來，即協同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通訊、水電網管設施、產業發展、生態建設等都實現互聯互通，也能帶來經濟增長的聯動效應。

    三、實施新“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指的是向西建設陸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可稱“路絲”，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實現歐亞一體化；向東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絲”，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從海上打通貿易通道，加強與亞洲周邊、歐洲、非洲等經濟聯系，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近期重點建設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使中國對外開放形成了一個新視野和新戰略。這會給中國帶來一片新天地。中國將從過去的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導向轉向以資本、技術輸出帶產品輸出，這是一個戰略轉型，如果做好了，會把中國帶向一個新的時代。比如建亞投行，中國出五百億美元，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韓國等50多國都愿意成為創始成員國。還有我國已經建立絲路基金，注資400億美元。這些都會對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四、今年中央會繼續強化實施微刺激的宏觀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來我國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貸政策，70個城市66個城市相繼取消商品房限購；10月到11月，國家批復30項鐵路和機場建設項目合計9000多億元，加上特高壓和港口項目投資超一萬億；還有，11月22日降息，12月28日央行378號文將同業存款納存，今年2月5日實施普遍降準和定向降準，可釋放約9000億貨幣，3月1日起又下調存貸款利息。總的來說，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會為今年中國經濟托底，把中國經濟保持在預期區間。

    但是有以下幾大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會構成較大下行壓力。一是長期因素。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周期性下行，從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種趨勢。在總量方面，經濟增長將從高速向中位轉換；在結構方面，中國再想像過去一樣靠高投資來帶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國的投資規模已經51萬億，63.64萬億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資規模，再擴大投資規模將受到空間限制。還有產業結構調整，我國制造業規模發展得過大，再繼續刺激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增長，也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強烈約束。由于傳統勞密型產業長期過剩，新興產業成長緩慢，結構調整將面臨劇烈陣痛。在調整過程中，傳統產業首先要淘汰或轉移，這會使依靠該行業營生的人群受到沖擊，而另外一部分人通過創新又會獲益。因此，本階段產業轉型中，新興產業的成長和擴張，必然要以一部分傳統產業淘汰為代價，比如網絡銷售給傳統商業帶來極大的沖擊。

    二是消費增長緩慢。我國需求結構轉換已經傳出好消息，消費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資的比重出現了下降苗頭。但是，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相比，我國的投資占GDP比重明顯高，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太低。當前我國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在壓縮“三公”消費之后，私人消費沒有及時補上，造成總消費增長緩慢。當前和今后，我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投資能不能再增長，而是消費在需求結構轉換中不能實現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產能淘汰后，接續產業成長緩慢，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從生產投資看，當傳統的產業被淘汰或轉移之后，新興產業成長緩慢，傳統產業改造滯后，導致經濟增長率下滑。落后產能是污染、不好的GDP，當這些產業被淘汰以后，綠色的、有質量的GDP沒上來，最后經濟增長必定要下滑。因為落后產能淘汰是快變量，產業升級改造和新興產業成長是慢變量，快慢之間必有一段空檔期，在空檔期缺乏接續產業條件下，工業投資增長必然下降，經濟增長就不會太快。

    對策與建議

    基于以上因素，當前和今后形勢判斷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主要是總需求回升緩慢，解決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資拉動下，基礎設施公共投資會向好，但制造業、房地產業投資難有明顯回升，消費繼續呈現低緩增長趨勢，出口增長會延續低速狀態，經濟增長仍面臨不小的壓力，預計全年增長率會低于2014年。

    為了穩增長，防止經濟增長過大偏離預期目標，今后我國的宏觀政策方向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強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

    在今后三個季度，具體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繼續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鎮化和三大戰略部署方面的投資，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費側方面的投資和公共服務支出。同時,還應從財政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財力，繼續加大對中低收入人群特別是貧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決這些人群住房、就業、上學、看病、養老等基本需求問題。另外,財稅政策要在減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業品的消費稅,增加家電甚至家具更新消費補貼,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二是實施中性偏松的貨幣政策，更大地發揮貨幣政策力量,推動穩定經濟增長。運用有效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和信貸供給，從制度和政策兩方面增加中小企業、新興產業的信貸規模,解決他們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方面可繼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向市場適度增加貨幣供給；另一方面可繼續放寬金融市場進入門檻，允許并支持社會資本依法建立民營金融機構，從制度上擴大金融供給。

    三是加快改革落實工作，選擇能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社會結構轉型的體制改革方面進行優先、重點推進，比如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戶籍制度、行政審批權限、壟斷行業限制、土地礦產能源等資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