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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史上，靠分析數據、運用數據指揮部隊打仗、打勝仗的指揮員很多。其中，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林肯手下的謝爾曼將軍，算得上是較為出色的一員。

    1864年8月，謝爾曼率大軍攻進南方的中心城市亞特蘭大后，準備揮師東進、橫穿佐治亞州，攻打沿海重鎮薩凡納。謝爾曼幾乎每天站在地圖面前，不時向身邊的參謀發問：“鮑德溫郡的情況？”參謀們則迅速報數：“鮑德溫郡，優質農田43982英畝、普通農田115844英畝、農場總價值1110163美元，擁有馬737匹、驢862頭、奶牛1969頭、耕牛485頭、羊2664只、豬16080頭、其他牲口2966頭、家禽總價值314300美元，年產小麥13475蒲式耳、土豆63077蒲式耳、黃油42126磅……”聽著這一連串的數據，謝爾曼心中一個大膽的進攻計劃漸漸醞釀成形。

    謝爾曼的冒險計劃是：自斷糧草，孤軍深入。他根據農作物、牲畜等在各地的分布，讓手下參謀迅速計算這些資源夠一支隊伍支撐幾天，并以確保在當地完成補給、遭遇敵方抵抗最少為前提，從中確定最佳的行軍路線。令人沒想到的是，這次用數據遠征的突襲，卻成了南北戰爭后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久便以北方軍隊的完勝而告終。

    謝爾曼的成功，無疑得益于他掌握了當時作戰地區各種豐富翔實的數據，并以數據為航標，不循常規、不蹈常舉的大膽行動。但不能不說，也得益于其手下有一幫能夠將雜亂數據變成打勝仗的資本、將冒險行動置于科學理性之上的數據分析行家。正是二者的科學搭配、有機融合，才成就了謝爾曼“數據將軍”的美名。

    眾所周知，當今我們正處在知識大更新、數據大爆炸的時代。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數據”單指有根據的“數字”的話，那么到了今天其所涵蓋的范圍要寬泛得多。既有數字又有信息，既海量又多源，已成為大數據的主要標志。同時我們也愈加意識到，信息多并不意味著益處多，數據大并不等同于價值大。而能不能讓大數據發揮出大價值，關鍵取決于是否具備有效整合、分析、駕馭數據的能力，取決于能否從中挖掘出制勝機理、摸索出制勝線索、創造出制勝招法來。否則，再多再大的數據也只是一堆垃圾而已。

    然而，欲對海量的數據信息進行分門別類地計算、有規則地轉換，絕非像加減乘除般簡單。經驗表明，大數據雖然源自于技術，但大數據分析絕不僅僅是個技術活兒；計算機雖然處理數據的速度驚人，但最終還得靠超越數據表象的明白人。這是因為，來自戰場上的數據信息往往具有迷惑性，數據分析非得有深刻的洞察力不可；具有瞬時性，非得有沉穩的專注力不可；具有關聯性，非得有豐富的想象力不可；具有多變性，非得有超前的感知力不可。1942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以為可以一棒子打死美國。他們沒有預計到，美國的工業實力有充分的再生能力，三個月之內，美國立刻就恢復了海空實力。這就是日本軍人分析數據時眼界狹窄、思維簡單，只知道計算戰役、不會計算戰爭帶來的結果。

    據報載，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機關為應對輿情危機，已設立專門的輿情監測研究部門，增加了輿情分析專業人員的編制。不少大型企業，也都建立了數據分析部門，擁有專業的數據分析團隊。數據分析師，已成為準確把握時代脈搏、科學研判發展走勢、及時提供應對建議的全球最熱門的職業。從我軍的情況看，可以說會計算機的人很多、但真正知曉數據采集的人很少，談戰略戰術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數據分析的人很少，反映到部隊演習上，要么就是無“數”可用，要么只能望“數”興嘆。因此，有規劃地培養一批信息意識強、戰術素養高、專業技能精的數據分析隊伍，并適時納入指揮機關編制序列之中，已是勢在必行。

    摘自《解放軍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