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研究工作60余載，專注于西夏文史、中國民族史及民族文字與文物的探索，在治學路上有些許感悟，愿與同道分享。
做學問即是從事創新工作。創新研究有難易之分，有深淺之別，而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往往在最為艱難與具有挑戰性的領域之中。
西夏文有6000多個字。1962年我讀研究生時，學術界能識認的西夏文不足一半，還難以翻譯原始的西夏文文獻。1972年，我見到了蘇聯刊布的中國黑水城（現屬內蒙古額濟納旗）出土的西夏文《文海》影印件。《文海》是一部西夏文韻書，其中每個西夏文字下面以雙行小字注釋，對形、音、義都有具體解釋。我認識到這部書是開啟西夏文字大門的鎖匙，具有巨大科學價值，一股強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盡管當時單位還未恢復正常工作秩序，搞業務無任何功利可言，我仍獨自開始了《文海》的翻譯工作。經過3年多夜以繼日工作，我將這部共有110頁、3000多條目的文獻初步譯完，所識西夏字漸次增多。后來同事白濱、黃振華陸續參加此項工作。為便于校字形、定字義，我們將《文海》條目和譯文復制、裁剪，做成數萬張卡片，分字排列，使同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現之處都匯聚在一起，經比對考證，使絕大部分西夏文字得到詮釋，極大提升了西夏文的釋讀水平。
學科之樹，根基在于資料。特別是像西夏學這種歷史文獻資料稀缺的學科，尋覓新資料更顯重要。1908—1909年，俄國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發現一大批西夏文獻、文物，其中絕大多數是西夏文文獻，數量不菲，價值驚人。探險隊將其席卷而走，造成中國文物的重大損失。這些文物對研究西夏十分重要，而俄方刊布的文獻很少，大部分秘藏于館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盡最大努力使這批文獻公之于世。1992年，受中國社科院委托，我開始與俄方聯系共同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文獻事宜。后經多次協調，1993年春，我代表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與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負責人在出版合作協議上簽字。根據協議，我于1993年至2000年4次率團赴俄進行整理和拍攝工作。為早日完成任務，我們參加此項工作的中方專家每天都主動加班。至今，這項工作持續了31年，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31冊，使流失海外的大宗重要文獻再生性回歸，大大豐富了西夏學資料園地，開辟了西夏研究的廣闊前景，圓了幾代學人的夢。見證這些關鍵性資料出版而使西夏學由“冷”到“熱”，使深藏于秘閣的文獻活起來，我感到無比寬慰。
學術研究的真諦，在于追求真理、振興學術、服務社會。有此追求，才會有持久不懈的學術動力和不懼艱難的勇氣，創造出高品質的成果。
1997年我在俄羅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獻時，發現了一大批西夏文社會文書，共1500多件，包括戶籍、賬籍、軍籍、契約、告牒、書信等。這些都是直接反映西夏社會的珍貴原始資料，對研究、認識西夏社會有極高學術價值，然而它們多為難以識別的西夏文草書殘卷。自那時開始，我集中精力摸索著對這批文書進行翻譯、定名。西夏文解讀已難，釋讀龍飛鳳舞的草書則難上加難。面對上千件西夏文草書文獻，整理、翻譯只有我一個人，雖感勢單力薄，但學界對此翹首以待，我決然挑起這副重擔，不僅每天在電腦前精心辨認、揣摩推敲，出門在外，無論在公交車上、地鐵里，還是在候機室、座艙內，我都會拿出西夏文文書進行識讀。這是一項既艱辛又有樂趣的工作，我常為一個難字的破解、一件新的重要文書的釋讀、一個重要問題的發現而興奮不已。經過漫長的8年，我在2005年交出了社會文書的定名，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13、14冊的撰寫。這期間，我還譯釋了不少重要文書，發表多篇論文，開辟出西夏社會研究另一片新天地。
西夏學往往被歸入“絕學”或“冷門學科”，但其內涵豐富，涉及領域很廣。我原是學語言學專業的，但隨著不同門類西夏文獻的發現，就需要不斷開辟新的學術領域，學習新的知識。這首先要閱讀相關學科的學術史和大量原始文獻，還要請教這一領域的專家。除我的導師王靜如先生外，我還不斷向印度學家季羨林，史學家翁獨健、蔡美彪，宗教學家任繼愈、王森、郭朋等先生請益。
學習新知識，就要花費大量時間。我過去每天工作學習超過10個小時，80歲以后仍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早已成為我做學問的信條。研究西夏和民族歷史，還要走向田野，進行實地考察。幾十年來，我先后在涼山彝區調查實習，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西夏石窟，在西北五省調研西夏故地，在安徽等地探尋西夏后裔，在西藏訪查社會狀況，此外還到海南、廣西、云南等地做短期考察。這些實地調查，使我受益終身。文物是歷史留下的直觀實物。我到各地考察、開會，盡力多探查文物遺跡，參觀博物館。我被遴選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后，更加關注文物考古工作，特別是民族文物。我將實地考察所得，與歷史文獻、出土文獻相結合，把新見識融入相關著述中，受益良多。
回顧以往，我深感做學問要堅持唯物史觀，多學、多走、多思，只有不斷學習探索，才能篤行致遠。我將繼續努力，發揮余熱，助力后人，在學術道路上繼續前行。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