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說，袁隆平的第四期“超級稻”2014年畝產超過了1000公斤。要知道，在1958年，全國水稻最高畝產只有400公斤左右，直到2000年，袁隆平“超級稻”第一期試驗的目標產量也不過700公斤。短短十幾年，“超級稻”單產連續刷新紀錄，為這個尚未消除饑饉的世界帶來希望，這是中國人運用科技手段“解放”生產力的又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例證。
然而，在“解放他人”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當下的中國科技，也正迫切需要破除體制障礙，來一次徹底的“自我解放”。
毋庸置疑，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都有了質的飛躍。這不僅體現在“嫦娥”奔月、“蛟龍”探海這樣的重大工程中，科技改變生活的例子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2013年，我國全社會在科技領域的研究與開發（R&D）經費投入已連續第二年超過1萬億元，總量與日本基本相當，位列世界前三；R&D經費投入強度（與GDP之比）突破2%，超過了歐盟。
舍得向科技投入，無疑是“科學春天”的重要標志。但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還有一塊透明天花板——長期以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始終在10%左右的低水平徘徊，無法突破提升，這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郁結——它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我們與發達國家40%轉化率之間的水平差距，也不單單是成果轉化的現實困境。
誠然，“沒能轉化”的成果絕不意味著“沒有價值”。但我們也必須直視當前我國科技投入與產出不匹配、成果數量與質量不匹配的現實。追根溯源，是我們的科技體制、創新機制確實還存在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所指出的：“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加大投入，是增強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保障。而打造一個制度完善、充分激發創造活力的科研體系，則是一個民族創新基業萬古長青的根本。
遵循科技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革科技體制、創新機制，用智慧驅動的精細模式，取代投入拉動的粗放模式，確是當下中國科技發展最緊迫的任務。
科技體制改革，說到底，是國家科技生態的治理。千頭萬緒，需要多管齊下。
在方向規劃上，需要治“短”。急功近利是大敵。有統計顯示，由于無法在短期內見到效益，投入基礎研究的經費，在我國R&D經費總投入中占比不足5%，而美國和日本則分別為19%和12.5%。而基礎研究正是國家科技長遠發展的根基。在現實中，急功近利則突出表現為某些部門、機構，或偏好以領導任期作規劃，或動輒提出以多少年內拿到某某獎為目標，完全背離了科技發展的自身規律。不僅如此，這樣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學探索與技術研發的關系，導致了不同科技投資主體的越位與失位。
同時，在管理體制上，需要治“散”。當前，中央財政劃撥的民用科研經費出自30多個部門。政出多門、各自為政，既分散了有限資金的使用，也使很多項目重復，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而缺乏嚴謹有效的科學評估和監管，更埋下了權力尋租的隱患。
在科研上，需要治“亂”。一些科研項目立項時，不是從科學本位出發，而是“看人下菜碟”。權威專家成為各方爭取科研經費的旗號，甚至變為出租頭銜的“老板”；學術帶頭人成了專門跑經費、拉關系的“包工頭”。課題研究則被層層“轉包”，質量無法得到切實保障。這既破壞了資源分配的公正準則，也助長了學術浮躁之風的蔓延，導致科研腐敗頻發。
在評價機制上，需要治“濫”。目前在很多科研機構，SCI論文依然被當作衡量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的唯一標尺。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成為各類期刊的“奴隸”。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在學術垃圾的生產過程中。
摘自 光明網 《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