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總書記這一戰略性判斷是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歷史性判斷，是我們思考國家高新區如何布局“十四五”的戰略性前提。
國家高新區始創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源于中科院專家調研美國硅谷地區后敏銳地認識到，在智力密集區建立科技園區是發展高科技和增強科技植入經濟能力的有效手段。這一思想促發了國家高新區的誕生。放大一點講，國家高新區是世界經濟尤其20世紀50年代從美國硅谷地區發起的以硅材料、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物。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和謀劃“十四五”規劃的關鍵之年。筆者從研究學習“世界正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出發，深入思考大變局的根本、大變局的邏輯和大變局的影響，結合對國家高新區發展長期的調研認知，提出國家高新區“十四五”發展的基本判斷和新的時代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前瞻技術突破與高新區誕生
一百年，從時間看，是從20世紀開始到21世紀初。如果遴選自1900年以來世界上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多數人會選擇“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讓世界各國尤其是世界大國對科學技術的高度重視，影響至今。科技競爭的背后是國家間的角力。縱觀歷史，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先后崛起的對世界產生影響的大國，無不以強大的科技創新作為支撐。一百年來，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代價，產生的核科學技術讓世界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慘烈戰爭；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通過軍事斗爭間接推動的信息技術革命，以及信息技術衍生出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筆者看來，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
為什么要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前瞻技術”？鄧小平同志提出，國家高新區就是要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國家高新區學習的對象是美國硅谷，美國硅谷來源于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大學園。
斯坦福大學為美國硅谷培養了眾多高科技公司的領導者，包括惠普、谷歌、雅虎、羅技、Snapchat、美國藝電公司、太陽微系統、NVIDIA、思科及LinkedIn等企業的創辦人，而這些公司成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信息產業發展的杰出代表，其技術根源在于斯坦福大學前瞻技術的研發和積累。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斯坦福大學共產生了60位諾貝爾獎得主。此外，共有20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或教授獲得圖靈獎（計算機界最高獎）、7位斯坦福大學教授獲得過菲爾茲獎（數學界最高獎）。這些全球領先的科學家是前瞻技術產生的根本，也是美國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
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蘊含著三大變革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邏輯起點是中國在當前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初步進入國際分工引領者行列。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在30%左右。未來，中國經濟社會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其戰略布局有賴于對世界格局作出正確判斷。
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判斷，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曾作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1989-2000年）、中國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2001-2016年）論斷的繼承與發展。當前的判斷和平發展中強調的是變化和挑戰，過去的判斷強調的是和平與機會。面對新的挑戰。筆者認為，有三大變革或挑戰與國家高新區息息相關。
第一，第四次工業革命進入加速期，直接導致全球產業競爭的白熱化。從機械化革命到電氣化革命再到信息化革命，前三次工業革命都將人類社會帶入了新時代，而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革命）將以人工智能、移動互聯、大數據等新技術，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組織形態、國家治理形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其影響前所未有。對中國而言，在前幾輪革命中基本處于邊緣化位置，后期也僅是參與者而已。而在最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則是潛在的領導者之一。
第二，全球化發展進入逆勢深化階段，國際組織和規則面臨新的變革。半個世紀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在擴大本國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主導形成。在此過程中，部分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國內失去就業崗位的社會群體不能及時得到本國政策的扶持，再加上歐美國家近些年再現民粹主義思想，導致反全球化聲音有抬頭趨勢。然而，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會變，但規則會變，中國要適應這種變化。
第三，“十四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第一個五年，社會需求迎新變化。科技部火炬中心與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聯合編寫的《國家高新區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顯示，2018年國家高新區企業從業人員平均薪酬為13.7萬元/年，同比增長12%，是全國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年平均工資（66018元/年）的2.1倍。“十四五”期間，國家高新區有必要率先制定國家富裕生活的基本標準和高級別標準。同時，未來5年，“90后”逐漸成為工作骨干。作為互聯網一代，“90后”更具有網絡時代的烙印，更愿意追求個性化的東西，他們的價值觀將會伴隨著全社會構建富裕生活的過程中表現出更多新的特征。
國家高新區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研判
國家高新區伴隨著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技必須面向經濟建設”戰略方針而產生。2019年，169家國家高新區生產總值加總達到12.2萬億元，相當于全國的12.3%，成為中國經濟尤其是創新經濟的重要支撐。
筆者引用《國家高新區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的相關觀點，作為當下認識國家高新區的基本判斷。
國家高新區創新能力總指數由2010年的100點提升到2018年的282.6，年均增長22.8個百分點，遠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國家高新區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達到67213家，約占全國認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37%。如果把國家高新區作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代表，至少可以說明，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引領著經濟高質量發展。
2018年，國家高新區科技研發（R&D）人員全時當量達到177.2萬人年，占全國全部R&D人員全時當量（438.1萬人年）的40.4%；國家高新區企業科技研發（R&D）經費內部支出與園區生產總值（GDP）比例為6.7%，是全國R&D經費支出與GDP比例（2.2%）的3倍。2018年，國家高新區企業申請、授權、擁有發明專利數分別達到36.2萬件、14.3萬件、73.1萬件，增速均在20%以上，其中國家高新區擁有有效發明專利數占全國境內外有效發明專利量（236.6萬件）的30.9%。伴隨著不斷加大的創新投入、創新要素聚集和創新主體培育，國家高新區已成為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主引擎和主力軍。
2018年，國家高新區實際利用外資達3362.6億元，占全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8856億元）的比重達到38.0%。其中，企業海外上市融資達到898.8億元，同比增長74.4%。內資控股企業設立境外研發機構數量達到947家，同比增長23.3%；企業當年委托境外研發支出達到104.6億元，同比增長6.8%；企業中外籍常駐人員達到7.3萬人；企業中海外留學歸國人員達到16.3萬人，同比增長20.9%。面向更高層次的開放，國家高新區創新國際化再度加速，正成為我國全面參與全球創新競爭的主陣地。
2018年，國家高新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44457家，同比增長19.3%，高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數增速為11.4%，高技術服務業的企業數量和從業人員規模增速均是高技術制造業的近3倍。國家高新區勞動生產率為34.8萬元/人，是全國全員勞動生產率（10.7萬元/人）的3.3倍。盡管近年來國家高新區的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高技術服務業也在加快發展，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明顯。2018年，國家高新區工業增加值率僅為21.9%，人均工業增加值僅為34.8萬元。工業增加值率（發達國家為28%-35%）和人均工業增加值相比發達國家均差距較大。2018年，國家高新區高技術服務業營業收入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例僅為13.1%。而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與高技術服務業相對應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該國GDP的比例基本在50%以上，這反映了國家高新區與發達國家在產業價值環節還有一定差距。國家高新區產業轉型升級有待加強，產業總體的高質量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十四五”（2021-202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局部，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滄海一粟。然而對中國而言，意義重大，因為這是自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中國經濟“三步走”戰略第三步的開始，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時段，是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開始。國家高新區布局“十四五”必須要搶抓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進一步增強中國自主可控高科技產業發展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要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以提升高科技企業全球競爭力需求來帶動深化改革，進而提升園區與全球的聯合治理能力；必須要緊扣新時代社會發展新的矛盾，全方面、深層次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國家高新區“十四五”要搶抓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先手棋
當前，全球各國政府尤其具備一定經濟實力或潛力的國家政府無不想方設法舉全國之力搶抓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
國家高新區自誕生以來，通過一代代高新人的拼搏和奮斗，加速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全球第一個U盤，中國第一臺超級計算機、第一根光纖、第一個光傳輸系統、第一個即時通訊軟件、第一部國產手機、第一款中文搜索引擎、第一枚人工智能芯片、第一個量子通信衛星等均誕生在國家高新區。
經過30多年發展，國家高新區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集群。中關村科技園區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色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集群；深圳高新區的通信產業具有全球影響力，4G、5G技術走在世界前沿；上海張江高新區形成了國內最為完善、技術水平最高的集成電路設計研發和產業鏈；武漢東湖高新區的光纖光纜產量全球第一，光器件國內市場占有率第一；杭州高新區數字安防、網絡信息產業處于國際前列。國家高新區已成為我國新興產業發展的策源地和主戰場。
“十四五”是以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興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發展非常關鍵的五年，甚至直接影響著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地和執行效果。近半年來，國家密集出臺《國務院關于同意在雄安新區等46個城市和地區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廣第三批支持創新相關改革舉措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國家級新區深化改革創新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促進創新、新興產業、區域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政策舉措。順應國家政策趨勢，國家高新區“十四五”期間要充分發揮30多年來積累的新興產業發展優勢，凝神聚力，搶抓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的先機。
第一，積極加入以新型舉國體制助力重大科技創新行動，強化國家使命感。圍繞發動機、芯片、工業軟件平臺等重大關鍵技術創新和科學原理問題，國家高新區要進一步強化“國家使命感”，通過構建或參與共建國家實驗室，加入國家前瞻技術的研發，通過與國家科研機構聯合共建、參與類似工信部制造業創新中心、鼓勵企業聯合參加國家重大攻關項目等方式，積極加入以新型舉國體制助力重大科技創新行動，以此整體提升我國科技產業全球化技術創新能力和競爭實力。
第二，搶抓國家布局“新基建”的發展機遇，建設和優化新經濟發展場景。從5G基站建設、5G局部功能試點、無人駕駛試點、無人機物流配送、工業機器人應用、中文信息處理、動態監控、生物特征識別等領域出發，一方面積極爭取國家布局的“新基建”項目，另一方面聯合生產企業、社會組織、產業基金等聯合構建新經濟發展需求的新場景。
第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打造新時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升級版。雙創升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有利于發揮舉國創新之智慧的新舉措。在2020年中央財政赤字大概率突破3%的基礎上，既要減費降稅輔助中小企業度過“生死關”，還要面向長遠，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打造平臺經濟、特色載體、新興研發機構等資源聚合性雙創載體，精準服務于中小企業創新發展，進一步激發新經濟的巨大潛能，為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
第四，發揮稅收和金融杠桿，發展一批高技術產業領域民營高科技大企業。民營性質的面向高科技產業領域且經濟規模或市值過千億元的大企業，是衡量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強大與否的重要標志，也是判斷社會資源有多大意愿投向民營企業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標志。隨著科創板的開通、創業板試點注冊制的深入，有必要進一步發揮稅收和金融的杠桿作用，引導更多、更廣的社會資源投向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全過程，快速培養一批過千億元的民營科技大企業，促進中國科技產業鏈供應鏈的完全和穩定。
第五，技術創新、技能傳承和商業創新并重，不拘一格探索現代產業體系。新一代工業革命蘊含著不同周期階段的新興業態。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需要技術創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而傳統制造業、紡織業等既需要新技術植入也需要新技能、新興的工匠精神的傳承，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社區經濟、平臺經濟深入社會各領域和階層，研發、生產、銷售與社交、大數據交換、工業流程再造相融合，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云醫院、網絡直播等一批新業態蓬勃發展，國家高新區要不拘一格地探索現代產業體系差異化發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徑。
國家高新區“十四五”要面向全球開啟改革與治理的新探索
筆者在《國家高新區創新發展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曾經提出，2010-2015年是中國經濟由“開放，適應全球格局”邁向“走出去，改變全球格局”的轉折期。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的原因有三點。第一，2010年，中國GDP為58786億美元，超過日本GDP的54742億美元，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終結了日本40多年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奇跡”。第二，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首次超過利用外資規模，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第三，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即“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圍繞“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中巴經濟走廊等一系列重大舉措。
如果說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體現了中國經濟體量的“大”，那么中國第一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則意味著中國開始進入“強”的軌道。“十四五”是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第一個五年。四中全會提出的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自195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之后的第五個現代化主題。可見其意義的重要性。“十四五”是第一個考驗我們國家如何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第一個完整的五年時間。
目前，國家高新區形成以蘇州、無錫等高新區為代表的區政合一管理體制；以合肥、鄭州、石家莊等高新區為代表的專一型市政府派出機構管理體制；以中關村、上海等高新區為代表的綜合協調和服務型管理體制；以上海紫竹高新區為代表的公司化運營管理體制。
從中國邁向全球優化既定國際規則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兩個角度考慮，筆者認為國家高新區在“十四五”期間應該在五個方面發力。
第一，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圍繞資本、市場、創新等開展實效化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由公路、鐵路、港口等基建投資，逐漸擴展到中國產品、技術、服務輸出的新階段。但是，由于各個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區域文化差異比較大等因素，“一帶一路”倡議在執行中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小的風險。因此，“十四五”期間國家高新區需要本著“務實、高效”的原則，在對外投資、出口、科技交流、合作建設等方面創新組織方式，爭取獲得一定實效化的成績，增強社會信心。同時，發揮國家力量、地方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建設一批國際行業或協會組織，協助中國科技企業解決在國外投資和生產中遇到的有關安全、政策、人文等共性的社會問題。
第二，繼續深化改革和機制創新，加強國家高新區聯合治理能力和法制化建設。此處的“聯合治理”不僅僅是指社區與社會事務管理，更多的是根據國家大政方針，自上而下開展的強調國有資本與社會資本聯合支持創新創業、高新區高校或科研機構開展知識產權所有權改革、政府或事業機構人員與企業人員自由流動的機制創新、高新區管委會的法定機構改革等促進園區新經濟發展的組織創新、機制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在更高層面開展的制定國家高新區條例法、明確高新區的法律地位等法制化建設。
第三，鼓勵開展問題導向的政策創新，探索試點全國融通創新示范區建設。“高”與“新”是國家高新區發展的特征。國家高新區需要針對高科技企業在實際運作中遇到的諸如全球眾籌面臨公司股東超過200人的公司制度限制、僵尸企業注銷難、科技產品出口國際標準不統一、跨行業統計界定不清晰等問題，開展問題導向下的政策創新。跨部門、跨區域、跨領域實現融通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要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已經實施11年，未來何去何從？筆者建議，圍繞大企業如何推動創業、社會資本如何加入雙創、區塊鏈深度融合、人才無障礙流動、各類母基金搭建、平臺型組織建設、技術跨領域多維融合等方面，選擇基礎好、需求足的高新區，或者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率先開展全國融通創新示范區建設試點。
第四，繼續探索有效的分類管理、組團管理，引導新升級國家高新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高新區的主管部門，科技部火炬中心引導國家高新區發展的資源嚴重不足，與社會資源對接的職能嚴重受限。“十四五”期間，這些問題亟需解決。目前，科技部火炬中心按照世界一流園區、創新型科技園區、創新型特色園區、新升級園區對國家高新區實行分類指導，這也是“十二五”期間開啟的工作。新時期，有必要探索圍繞某一產業特色、經濟功能等開展組團式發展，譬如圍繞量子產業，引導合肥、濟南、鄭州、中關村等相關高新區開展組團發展，聯合開展產業標準研究、引導企業聯合開展技術攻關，同時成立跨區域協作組織，分領域或分批加入舉國體制攜手攻克重大技術難題。北斗衛星、納米產業、3D打印、大數據、網路安全、基因藥物等領域，引導相關國家高新區開展組團式發展。
第五，試點人均/地均等要素集約式改革，引領中國特色高質量發展新范式。國家高新區普遍面臨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的問題，“十四五”期間需要進一步加強資源要素利用效率的考核和引導。據了解，部分內容已經反映到國家高新區新一輪評價指標體系中，通過提高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以及水、電、氣、煤等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從而引領國家高新區經濟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新道路。
國家高新區“十四五”要服務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
“十三五”期間，國家高新區的物理空間通過城區互動、鄉鎮托管、一區多園、飛地經濟等方式實現拓展，城市功能配套完善的需求表現更加突出。物理空間的拓展帶來城市化和環境、綠化水平持續提升。2018年，國家高新區問卷調查顯示，在152家有效樣本中有123家高新區出臺了相關的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政策，樣本高新區平均綠化覆蓋率達到40%。
2018年，無錫高新區常住人口約有60萬人，比2010年增長30%。人口的快速膨脹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提出剛性需求。2016年，新吳區掛牌成立，與無錫高新區實行“區政合一”管理體制，賦予無錫高新區相應的行政主體地位。發揮建制區優勢，重構城市功能，優化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布局，提升城市品質和城市管理水平。南昌高新區秉承“生態重于景觀”的理念，將原來作為建設用地的艾溪湖周邊土地因地制宜，還原自然生態，堅持原土護坡，緩處草坡入水，陡處生態綠格網保護，保留了面積達2600余畝的城市“綠肺”——艾溪湖濕地公園，并打造了13公里的城市綠道，讓市民體驗獨具特色的城市旅行。類似無錫、南昌高新區，合肥高新區、鄭州高新區、石家莊高新區等諸多國家高新區也通過產城融合整體規劃、城市綠化一體化等手段，初步實現“產、城、人”融合發展，讓高新區人擁有了更多幸福感。
“十四五”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開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后第一個五年。這一社會矛盾的判定是對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重大突破。
“十四五”期間，國家高新區在繼續做好產城融合等既有工作的基礎上，針對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強烈和人民群眾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面向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生活需求，有必要圍繞五個方面增強園區企業主體和人民的幸福感。
第一，加快大數據的流轉與改革試點，探索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智能化園區。自國務院2015年8月31日出臺《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到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將其作為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大數據因為其來源分散、數量巨大、格式多樣需要進行采集、存儲和關聯分析，并與傳統的金融、物流、媒體、制造業等相融合，產生一系列新媒體、新消費、新物流等新興業態。“十四五”時期，國家高新區要結合自身產業基礎或區域特點，繼續加快大數據確權、流轉與價值實現等改革試點，繼續通過完善智能化政務服務、智能化社會配套、工廠智能化改造以及共享云服務、云平臺和加快跨界的標準應用等工作，探索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智能化園區。
第二，完善園區的城市化公共配套功能，建設能留住高端人才的生態化園區。根據國家高新區新修訂的評價指標體系，繼續加快各類教育、醫院、文化、娛樂、體育等城市化公共服務配套，特別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強調與自然和諧共存，國家高新區要加快與區域自然生態系統相結合，園區綠地率由當前全國平均30%的比例，到2025年爭取提升到或超過國家生態園林城市規定35%的標準，城市綠化覆蓋率爭取達到45%以上，在園區規劃和建設中盡可能保持原始的自然生態功能。
第三，凝練園區的科技品牌或發展特色，建設不斷產生新思想的創新型園區。為發揮科技教育與產業融合發展的優勢，國家高新區要創造性、前瞻性地凝練具有自身特點的科技品牌，類似合肥高新區的量子產業、石家莊高新區的生物醫藥、蘇州高新區的醫療器械、西安高新區的軍民結合等科技品牌。對已初步形成科技品牌的國家高新區，要提高其全球影響力，包括但不限于加強關鍵技術突破、搭建全球科研平臺、重視高端人才培養、建設全球性技術交流樞紐等。牢記國家高新區的科技本能，新升級高新區通過聯合共建高校、引進分支機構、創建網絡大學、建設具有育人功能的新興研發機構等方式，盡快彌補高等教育或創新人才不足的短板。科技創新背后是思想的產生，高新區要勇于創造新概念、新原理、新思想、新模式等新文化，真正成為城市的大腦和思想的源泉，同時，要增強正能量的宣傳，對外要講好中國高新區故事。
第四，開展環保、生活等精細化管理試點，建設引領城市管理的現代化園區。規劃要高遠，管理要精細。隨著城市垃圾分類開始落地執行，國家高新區要在城市環保管理、社區人口管理、街區邊角管理、公共設施管理、人文禮貌引導等方面，推行精細化管理，發揚“錐子”精神，落實部門、人員、時間等責任，在管理標準、管理范圍、管理責任上力求精細定位、精益求精，建設引領城市管理的現代化園區。
第五，試點提升園區建筑、道路等基礎設施標準，建設應急管理引領型的示范園區。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國家高新區的應急管理帶來不小挑戰。未雨綢繆，國家高新區在城市各類道路、園區建筑、基礎設施、室內裝修等方面，適當提升標準，以高標準的市場需求帶動園區城市高質量的管理。完善園區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手冊，加強模擬培訓，開展全員體驗，把應急管理與生命等價看待，建設一批應急管理標準化、引領型的示范園區。
“十四五”是中國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五年，是中國能否引領新一輪以5G、人工智能等為代表數字革命的最關鍵五年，更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邁向建設五個現代化的第一個五年。希望169家國家高新區登高望遠，進一步增強國家使命感，繼續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創新工作方式，踏踏實實做好“高與新”兩篇大文章，為中國引領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現代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